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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第4页）

这一战，中国确是败了，但先胜而后败。

致败之由，除策略或有关系外，尚因军器不及敌人。

至于战败的程度，很难说了。

此战以后，俄国方面的报告多说哥萨克一听见某处有中国兵，就戒严不敢前进，而且从这时起土人又敢抵抗了。

顺治九年（1652），乌扎拉之战以后，哈巴罗夫率领全队逆流而上，途中遇着雅库茨克总管派来的补充队，共计一百一十七名哥萨克及军需。

八月，在精奇里河口附近，队员内讧，致分为二队，一队二百一十二人仍服从哈氏，另一队一百三十六人则自树一旗。

从此黑龙江上下有二队哥萨克游行抢掠。

以往哈巴罗夫及雅库茨克总管给莫斯科的报告已引起俄国政府相当的注意和热心，当时拟派兵三千前来黑龙江，以图永久占领。

同时，俄国政府对哥萨克的暴行亦有所闻，遂决定先派小援队并调查实况。

顺治十年（1653），援队抵黑龙江以后，哈氏返俄复命，但一去未回，他从此就离开历史舞台了。

俄国政府亦未实行大队远征的计划。

哈巴罗夫的继任者是斯捷潘诺夫（OnufriyStepanov）。

斯氏于顺治十一年（1654）的春天进松花江，五月二十四日遇着中国军队。

哥萨克自己的记录说他们火药用尽，故就退了。

退的时候，哥萨克心志慌乱，大有草木皆兵之势，从松花江一直退到呼玛尔河口，就此筑垒防御。

我国军队也追到这地。

顺治十二年（1655）春，遂围呼玛尔营垒，经三星期之久，无功而返。

《平定罗刹方略》说：“（顺治）十二年，尚书都统明安达礼自京率师往讨，进抵呼玛尔诸处，攻其城，颇有斩获，旋以饷匮班师。”

“饷匮”

是很自然的，因为经过罗刹数年扰乱之后，地方居民已经迁徙他处；且清廷又令土人行清野之法，使罗刹不能就地筹饷；而呼玛尔偏北，路途甚远，这是当时在东北行军最大的困难。

顺治十三年（1656）及顺治十四年（1657），斯捷潘诺夫多半的时候在黑龙江的下流、松花江口以东。

“（顺治）十四年，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败之于尚坚乌黑；（顺治）十五年，复败之于松花、库尔瀚两江之间。”

顺治十四年的战争，俄国方面没有记载，尚坚乌黑不知在何处。

顺治十五年（1658）的战争，俄国的记录也甚简略，但其结果则言之甚详。

战后，斯捷潘诺夫及二百七十名队员不知下落，余二百二十名逃散了。

我方所得的俘虏和上次在呼玛尔所得的俘虏均安置于北京的东北隅，斯氏是否在内，不得而知。

此后黑龙江上无整队的罗刹，散队则时见。

“（顺治）十七年（1660），巴海大败之古法坛村，然皆中道而返，未获剪除，以故罗刹仍出没不时。”

但是，雅库茨克总管从此以后不接济，也不闻问黑龙江的罗刹了。

在康熙年间，罗刹来自叶尼塞，隶属于叶尼塞总管。

从顺治九年（1652）起，叶尼塞的俄人常有小队到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上。

顺治十二年，叶尼塞总管巴石哥夫（Pashkof）根据这些私人的报告，呈请俄国政府许他在石勒喀河上设立镇所，以便征服附近的部落。

政府批准了他的提议，且即派他为远征队的队长。

他于次年七月十八日从叶尼塞城动身，带有五百六十六人。

他由叶尼塞河转其支河安加拉（Angara），在河的上源跋山而入石勒喀河。

顺治十四年的春天，他在尼布楚河与石勒喀河汇流之处设立尼布楚城，这是俄人经营黑龙江上流的根据地。

不久就缺乏粮食和军火，而所派出寻觅斯捷潘诺夫的探员全无结果。

顺治十八年（1661），留了少数驻防队，遂回叶尼塞，巴石哥夫所受的艰难未得着相当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