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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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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外交的软弱和不抵抗主义的彻底虽可痛惜，吾人亦不可苛责。

咸丰帝原来是主张强硬外交的，在即位之初，他就责贬穆彰阿及耆英，把他们当作秦桧，而重用林则徐，好像他是岳武穆。

咸丰帝对外之图抵抗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当时太平天国声势浩大，东三省的军队多数已调进关内。

咸丰五年冬，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折把当时的形势说得清楚极了：

查三姓、珲春、宁古塔皆有水路与俄夷可通，距东海则各以数千里计。

其间唯松花江两岸有赫哲、飞牙喀人等久居，余到旷邈无涯，并有人迹不到者，控制诚难……寻思该夷自康熙年间平定以来，历守藩服。

今忽有此举动，阳请分界，阴图侵疆；以防堵英夷为名，俾可恣意往来。

其不即肆逞者，及因立根未定耳。

今当多故之秋，又乏御侮之力，此中操纵，允宜权量。

各处旱道，原多重山叠嶂，彼诚无所施其技，水路则节节可通。

又就人力论之：黑龙江存兵固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

再就官弁情志论之：此时皆知自守，谁敢启衅？……查吉林额兵一万零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调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

三姓、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只共存兵八百余名。

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乡勇，究之为数无几。

到城驻守，行资坐费，无款可筹。

抵抗虽不可能，我国当时的外交还有一条路可试，就是根据咸丰三年（1853）俄国的来文与俄国趁早立碑分界，时人亦以此路为利多害少。

咸丰三年冬，景淳本已派定协领富呢扬阿为交涉员。

咸丰四年（1854）五月，穆拉维约夫超过三姓之后，富呢扬阿就去追他。

行到阔吞屯附近，俄人告以穆氏已到东海去打英国人。

富呢扬阿见该处军备甚盛，而其赫哲引导亦不敢前往，遂折回了。

于是吉林、黑龙江及库伦的疆吏决定各派一人，等到咸丰五年（1855）春会齐前往与穆氏交涉。

因时期及地点未预先约好，三处所派的交涉员东奔西跑，于八月内始在阔吞屯找着穆氏。

初十、十一、十二，穆氏称病不见。

二十三日，穆氏要求将黑龙江左岸划归俄国。

我方代表以其要求与旧约不符，且“黑龙江、松花江左边有奇勒尔、鄂伦春、赫哲、库页、飞牙喀人等系为我朝贡进貂皮之人，业已居住年久”

，就当面拒绝。

穆氏给了他们一封公文，以便复命，交涉就完了。

原来咸丰五年东北的情形已非咸丰三年可比。

在咸丰三年，俄国尚无重兵在黑龙江一带，俄国尚不明东北的虚实，俄国政府尚不愿听穆氏一意进行；到了咸丰五年，这些情形都不存在了。

所以咸丰三年，俄国尚要求根据条约来立碑分界，咸丰五年则要求根本废《尼布楚条约》。

不过在咸丰五年，穆氏尚未布置妥帖，实不愿急与我方交涉。

克里米亚战役于一八五六年结束。

俄国在一八五四及一八五五年不但击退了英、法舰队来犯东边海岸者，且在黑龙江下流立了两个重镇。

等到战争一停，俄国在黑龙江的行动就变更性质，以前注重运军，现在则注重移殖农民；以前注重下流，现在则注重中流。

呼玛尔河口、精奇里河口及松花江口均被占领，均设有镇市。

一八五七年，俄国想派海军大将普佳京（Poutiatine）由天津进北京，中国不允，因为以往俄人只准由库伦、张家口进京。

是年冬，穆拉维约夫回俄国，要求政府给他全权及充分接济去强迫中国割地，俄政府概允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