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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清代之经济状况（第3页）

于是资本主义，和传统的武力主义相结合，而成为帝国主义了。

我国一通商，而沿海和内河的航权，即随之而俱去。

（一）航业遂成为外人投资的中心。

（二）又外国的银行，分设于通商口岸，亦能操纵我的金融。

（《天津条约》定时，实际上，外船早在沿海自由航行了）至中日战后，则（三）通商口岸，既得设厂；（四）又得投资于我国的路矿；（五）而各种借款，又多含有政治意味。

于是我国的轻工业、重工业，都受到外力的压迫；就是政治，也不免要受其牵制了。

我国对于新式事业，虽亦略有兴办。

然如制造局和船政局，只是为军事起见。

开平煤矿，大权旁落于英人。

汉冶萍煤铁矿厂，因欠外债而深受日人的束缚。

一个招商局，既不足和外轮竞争，铁路又多借外债。

官私所办的纺织事业，亦因资本微末，技术幼稚，不能和外厂竞争，遏止外货的输入。

再加以屡次战败，赔款之额，超过全年收入数倍（清朝光绪年间，全国的岁入，是七千万两。

所以中、日之战的赔款，是当时岁入的三倍。

庚子赔款四万五千万两，易成金款，实际上要加倍，那就十倍不止了。

中国的借外债，是起于左宗棠征新疆时的。

然自中日之战以前，所借甚少，且都随即还清），非借外债，无以资挹注；而借外债则既要负担利息、折扣，还要负担镑亏。

国际收支，遂日趋于逆势，除掉华侨汇归的款项外，非靠外人投资，不能弥补；而外国资本，就竞以我国为尾闾了。

清末的借款

中国财政，向来持量入为出主义；所以进款虽少，收支是足以相抵的。

即当叔季之世，横征暴敛则有之，却无所谓借债。

预借租调等，还只算是征敛。

其恃借债以救急，实在从近代同西洋各国交通后起。

然而这不过济一时之急；在大原则上，收支还是相合的。

其负担实在超出于财政能力之上，而靠借款以为弥缝，则从甲午、庚子两战役后起。

然仍是为应付赔款起见，在内政上，仍持量入为出主义。

至一变而为量出为入主义，而又不能整顿收入，乃靠借债以举办内政，则从胜清末叶的办新政起。

这时候的危险，在于借口借债以兴利，其实所借的债，能否应付所兴的利的本息，茫无把握。

傥使借债甚多，而所兴的利，毫无成效，便要一旦陷于破产的悲境了。

至于一国的大柄，倒持在特权阶级手里。

他要花钱，便不得不花。

而国家的大局如何，前途如何，再无一人肯加以考虑。

（《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