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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第2页）

此十六字，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8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有确论的“谜面”

。

有人说，他这个“辱”

，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

，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

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的人，都认为不值得。

而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从精神层面来理解这位哲学大师的逝去。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李泽厚分析王国维，认为他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

王国维的长女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他满含深情地写下：“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此种境界，成为众多学者一生笃信和坚守的信仰。

回避红尘是所长

王国维去世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他当时雇佣一辆人力车往颐和园方向走，行至半路时突然叫停，让其速速折回去。

他心里惦念的，是几天前谢国桢及赵万里曾托付他，书写扇面两页。

当时书写时，他将谢国桢的称呼，误写作兄。

于是，王国维中途返回校园办公室，用墨笔将“兄”

字改为“弟”

字，然后再镇定地重新上路，来到颐和园自沉。

王国维为赵万里题写的扇面，为《玉山樵人诗》，里面有一句写玉山樵夫“回避红尘是所长”

，诗句间，王国维的出世之志隐隐若现。

“体素羸弱，性复忧郁”

的王国维，对于“红尘”

不见得是“所长”

的，但的确一向是敏感而畏惧的。

早在“百日维新”

和“诏废八股”

之时，王国维就敏锐地预感到：“来日大难，非专门之学恐不能糊口。”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

，看到“俄国覆亡”

，王国维就认为“祸将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