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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 学术昆仑 陈寅恪 三百年来一人（第2页）

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

他上课的教室里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甚至有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

有时大家会看到，冯友兰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走出来，一边走一边听陈寅恪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打个大恭，然后分开。

三百年来一人

傅斯年曾经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300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侄子陈封雄曾好奇地问过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

他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

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吴宓文集》写道：“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

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苏联学者在蒙古发掘了3件突厥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

后来，陈寅恪以突厥文对译解释，各国学者都毫无异议，同声叹服。

陈寅恪从事敦煌文献研究并把它纳入世界学术领域中，得到各国学术界的认可。

金岳霖回忆，有一天他去陈寅恪那里，有一个学生前来询问一个材料。

陈寅恪告诉来者，可去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

陈寅恪的记忆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院职称。

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

四不讲

陈寅恪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

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

陈寅恪治学面广，在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

他学贯中西，却从不拾人牙慧，曾言自己的“四不讲”

，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

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

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

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

但陈寅恪又强调，作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作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

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

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