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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要无恨于此生（第3页）

。

在另一信中，他还希望有人出面“作一篇什么叫做学问”

的文章，因为“中国的‘学’字，含义太广”

。

他说：“总须随时随处表明我们是研究学问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人；是与大家同居一社会，帮助着他们进步的人，不是聪明独出，看着一班人只配给我蹴骂的。”

受家学影响，顾颉刚读书一向多而杂，但他喜欢在书上加批注，每每把读书时的见解疑问等心得写成读书笔记，一生共写读书笔记200多万字，他的许多文章都是根据读书笔记加工而成的。

但他对学问的研究、思考并未因文章发表而终止，常常有了新的发现后不断修改、完善，有时完全推翻重来。

20世纪40年代，他曾在自己寓所挂了一块匾，上书“晚成堂”

3个大字，以此鞭策自己。

要无恨于此生

作为名教授，顾颉刚长于研究，却拙于教学。

在北大和燕大等校上课时，顾颉刚总是穿宽大长袍，戴一副白色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

虽然旅居北京多年，依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上课一般学生都不易听懂。

再加上不善言辞，所以轮到他上课时，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大部分时间都在板书，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时间也就到了。

顾颉刚一生与同时代许多名人学者过从甚密，有的关系非同一般，其中与鲁迅的关系十分复杂。

两人真正接触，是在1926年应聘厦门大学，成为同事之后。

各种因素凑合到一起，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最后竟发展到分道扬镳甚至势同水火的地步，这不仅是顾颉刚没有想到的，大约也是鲁迅始料未及的。

顾颉刚后来在自传中感慨地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过不去。”

虽是一家之言，却足见此事对他影响之深。

1948年，顾颉刚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同年10月，该院召开首届院士大会，邀请他参加。

对于学者而言，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誉，也是许多人一辈子都梦寐以求的事，他却拒绝出席，理由是“所欲有大于此者”

。

顾颉刚的私淑弟子黄现璠曾说：“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于顾颉刚先生和陈垣先生，则推崇备至。”

20世纪50年代，顾颉刚和钱锺书同为中国科学院一级研究员，有机会出席和参加一些会议与活动，接触较多。

“文革”

中，两人均遭批判，直至1977年，时值“文革”

结束，拨乱反正之际，学术活动逐渐恢复，钱锺书一定清楚地看到（至少听到）顾颉刚如何为事务所累，忙得穷以应付，于是向顾颉刚坦言：“勿与社会上无聊人往来，浪费垂尽的精力。”

面对晚辈的直言不讳，顾颉刚将其视为“箴言”

，并自我告诫：“要无恨于此生！”

晚年的顾颉刚曾定下计划出十种书，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这十种书如都能出版，则死不恨矣！”

1980年，顾颉刚因病住院，仍坚持在病**校阅旧作《孟姜女故事研究集》重版校样。

12月25日下午，他坐在医院病床旁的沙发上阅读《十三经注疏》，晚饭后又想着第二天要写的文章，女儿顾洪表示明天可由父亲口述，她记录，顾颉刚拒绝了，坚持明天要自己写。

当晚9时许，顾颉刚不幸病逝，享年87岁。

明天不再，但他善纳钱锺书“箴言”

、躬行“要无恨于此生”

的实践，如同他研究历史的才情一般，成为留给明天的珍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