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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 中国考古学之父（第2页）

1918年，22岁的李济考取了庚款留学，在上海登上“南京号”

远洋轮。

与他同批的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诗人徐志摩等。

抵达美国后，李济由于好奇，进入克拉科大学主攻心理学。

他与徐志摩同宿舍，两人由此结下深厚友谊。

1年后，李济便获得学士学位，继而攻读社会学，又是仅用1年时间，便获得硕士学位。

1920年，李济转入哈佛大学人类学院攻读人类学专业，成为当时的唯一外国留学生。

他曾在“自撰简历”

中描述自己专业转向的原因：“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

他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李济跟随具有国际声望的人类学大师虎藤（E.A.Hooton）、罗兰·B.狄克森（RolandB.Dixon）等教授，3年后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并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论文评语是“极佳”

，他也由此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父亲李权听闻儿子的这个陌生的头衔后，左思右想，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博父”

。

紧接着，李济收拾行装，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此时的他精神抖擞，怀揣着满腔热血，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回到故都北京，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

，热气腾腾。

必须留在中国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TheFreerGalleryofAr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邀请李济加入。

他接信后，颇为踌躇，最后在丁文江支持下，决定与对方合作，但提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二、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不久，毕士博回信：“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的事。”

1925年初，李济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他所提出的两个合作条件，不仅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

的中西合作的先河，而且为后来中西合作树立了坚实稳定的坐标。

不久，在丁文江和梁启超的推荐下，李济出任清华国学院讲师，位列“四大导师”

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之后。

此时，他年仅29岁。

学生们刚报到时，看到几位导师很庄重地坐在前排，分不出谁是谁。

后来，有位同学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身穿长袍、神情有些委顿的老人，悄悄向旁边人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了吧？”

其实，他看到的是王国维，不过在青年学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做考古调查。

3月22日到达夏县，那里有传说中的大禹庙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他们在西阴村偶然发现了一片布满史前陶片的场所，由此确定了以此作为第一次挖掘现场。

10月到12月，他们再一次来到山西，进行西阴村遗址发掘，采集到了76箱出土文物，分装9大车，在历经艰险磨难和风餐露宿后，运回北京。

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