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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阿瓦尔战争与军队的叛乱以及莫里斯的被弒595602年（第2页）

然而普里斯库斯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他很快就被召回，因为皇帝担心巴伊安会凭着有大无畏的精神和新征召的军队，进军君士坦丁堡为作战的失败进行报复。

恺撒和图拉真的时代就对战争的熟练程度而言，比不上查士丁尼和莫里斯的时代。

托斯卡纳或本都的钢铁经过拜占庭工匠的技术锻造，所制成的兵器硬度很高而且极为锋利；为数众多的仓库储存着种类繁杂的攻击和防御武器；对于船舶、器械和工事的构建和运用，蛮族赞誉希腊民族掌握着优势的创造能力，即使前者经常在战场上总能获得压倒性胜利。

有关阵式、操练、运动和战略这些古老的兵法，希腊人和罗马人都著书立说加以研究，但是行省的隔绝和衰落无法支持君士坦丁堡的市民高枕无忧，他们不能手执武器在城墙防守，不能驾驶船只在海上作战，不能在战场把兵法化为勇敢而具体的行动。

贝利萨留和纳尔塞斯的将才是无师自通，死后也没有传人由此断绝。

无论是靠荣誉感、爱国心还是宗教的迷信，都不可能激励奴隶和外乡人，让他们继承军团的光荣传统。

皇帝只有在军营才能施展专制的指挥，其拥有的权威也只有在战场上会遭到抗拒和侮辱。

他用金钱安抚或刺激无法无天的军人，但军队的恶行是与生俱来的习性，获得胜利倒是偶然的成就，军队的维持要消耗国家的财富，而无法保国卫民则是最大的浪费。

经过长期的纵容和迁就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后，莫里斯决心铲除暮气已深的积习，只是草率的行动不仅送掉自己的性命，帝国病入膏肓的情况也更为恶化。

或许我们应该停止对改革者牟取私利的疑惑，他为了纠正错误所发出的呼吁应该获得认同和尊敬。

莫里斯的军队倾听胜利领导者的声音，不屑于政客和诡辩家的劝说，他们接到的诏书说要从获得的报酬当中扣钱，用来支付兵器和衣物的费用，这时，他们便大声咒骂君主的贪婪，说他无法感受战争遭遇的艰辛和危险，因为皇帝本人已经临阵脱逃。

亚洲和欧洲的军营里浪潮汹涌，持续发起狂暴的叛变。

驻防埃德萨的士兵气愤填膺，他们用斥责的言辞、威胁的行动和带血的伤口来逼迫浑身颤抖的将领。

他们推倒皇帝的雕像，对着基督显现奇迹的画像丢掷石块，不是拒绝接受民法和军法的约束，就是创设“自愿隶属”

的危险模式。

君王远离暴乱的现场，有时还受到欺骗和隐瞒，无法在危机发生的瞬间立即加以安抚或是阻止。

他害怕发生一场全面的叛变，对于任何勇敢的行动或忠诚的表示都乐意接受，还将之当成引起众怒的赎罪行动。

原来宣布的改革要尽快放弃，不仅不能处罚或限制军队，反而要用感激的声音宣布赦免和奖励，使他们感到惊喜。

但士兵接受拖延且勉强的礼物后毫无感激，等到发现皇帝的软弱和自己的实力，对于偏执的精神感到意气风发，就会激起相互的仇恨，不会再有宽恕与和好的希望。

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采用一般人抱持的怀疑看法，认为莫里斯要在暗中摧毁苦心重建的军队，科门提奥卢斯的不当处置和被重用可以证明这恶毒的阴谋。

不论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谴责莫里斯的凶狠或贪婪，只为了不愿支付微不足道的6000金币赎金，就任凭蛮酋屠杀手上的1.2万名俘虏。

他还要火上浇油引起大家的愤怒，下达给多瑙河驻军一纸命令，要求他们必须节约使用行省的军需物质，将冬营建立在阿瓦尔人势力范围内的危险地区。

军队感到受够委屈和藐视，公开宣布莫里斯失去统治的资格，对于忠诚的拥护者不是驱逐就是杀戮。

福卡斯不过是一名百夫长，军队在他的指挥之下迅速回师，向着君士坦丁堡地区进军（602年10月）。

经过很长时期的合法传承后，3世纪军人篡夺和拥立的混乱状况再度出现，然而当前谋逆的情势与过去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叛徒为仓促起事感到害怕。

他们迟迟不愿将紫袍授予深受爱戴的人物，同时又拒绝与莫里斯本人进行谈判，只是与他的儿子狄奥多西以及他的岳父日耳曼努斯保持友善的联系。

福卡斯过去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皇帝对于这位敌手的姓名和性格毫无印象，很快知道百夫长发起了果敢的叛变，但他面对危险的处境却怯懦不前。

意志消沉的国君大声说道：“唉呀!如果他是一个懦夫，那如何会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凶手。”

然而只要君士坦丁堡表现出坚定和忠诚，这个凶手就只能对着城墙发泄怒气，行事谨慎的皇帝却要等叛军的实力耗损，希冀获得和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