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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张嘴（第1页）

最后一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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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曾经两次上过报纸的头条，还有一次差点儿就上了。

第一次是1966年，在她出发来荷兰的三年前。

《印度时报》在报纸上印了一张照片，几个护士围在一个即将离世的著名电影明星的床边，其中一个护士就是我妈。

更准确地说，其中一团灰色的烟雾就是我妈。

报纸掉色了，照片也失去了原有的清晰度，剩下的只有一大团黑色（那个电影明星）和好多小灰点（六七个漂亮的印度护士）。

这期《印度时报》被保存在了银行的保险柜里。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我妈才会把报纸从保险柜里取回来，拿给客人看。

来我们家做客的人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看不到《印度时报》头条的人和要把报纸头条当作神像来认真研究的人。

通常情况下，客人都会指错灰色的小点，而我妈从来不去纠正。

她自豪得很，不屑于纠正。

我知道我妈是哪个灰点，她曾经在我耳边轻声说过：“你看那些不断发光的灰色的点，那就是我。

我当时正抓着普利特维拉·卡浦尔的手呢。”

我妈是那群灰色的点点里离床最近的一个。

而另一个报纸头条被藏得很严实，谁都不许看。

我也就只见过一次，是在报纸被送来的那天，1996年12月12日，星期四。

我记得那天很冷，风很猛，刮起来跟一把大镰刀似的，有人在克拉林湖的湖面上滑冰。

我跟邻居借了双溜冰鞋，把自己妄想成巴特·费尔德坎普[1]。

我妈和我大哥在一旁看着。

我大哥不会滑冰，也不会看书、写字、算算数和看时钟，不过很擅长打喷嚏，有时候能连打十几个。

1996年12月12日，我大哥又打起喷嚏来。

每隔几秒钟，他的鼻子就要爆发一次，每隔一分钟克拉林湖面上就会响起一阵号角声，那是我哥用外套的袖子擤鼻涕的声音。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餐厅里，主餐塔克饼配豆子和酸奶油上桌的时候，我哥的喷嚏又爆发了。

我们每次出去吃饭，去的都是同一家墨西哥餐厅—位于老港口的波波卡特佩特餐厅。

出门前，每个人都要喝半升自来水，因为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是不许点饮料的，我妈觉得餐厅里的饮料贵到离谱。

那里一小杯可乐的价钱，可以在超市里买两瓶一升半的可乐，打折的时候说不定还可以买三瓶。

要是服务员来到桌前，问我们要不要开胃酒，我们必须一致说“不”

，就连我爸也不例外。

我妈觉得饭菜也贵，不过到了餐厅不吃饭是不现实的。

在我那童年的餐厅—波波卡特佩特餐厅里，我大哥不停地打起喷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