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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哲学论证与政治论辩（第1页）

5.哲学论证与政治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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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与“游士”

西周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之后，中国分裂成了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结成了不断变化的联盟，彼此争斗不休。

正是在这个时期，为诸侯出谋划策的谋士出现了，他们形成各种流派和学说，但主要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即如何能够重新实现天下的统一，因为这是人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的理想状态。

从出身来看，这些谋士中有一部分人来自贫穷没落的贵族家庭，他们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诸侯国，因此他们也被称为“游士”

。

这些游士虽游说各国诸侯，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在什么地方找到的信众最多，就会被归为那个地方的人。

这些游士向人们宣传自己的学说。

他们的宣传对象主要是自己的学生，当然有时也会是某个诸侯，这种宣传主要以对话的形式进行，而他们的学说也就以这样的形式长久地保留下来。

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古代著作基本都采用了对话体，[83]但对话的双方并不是平等的，其中一方的作用只是提出关键词。

在论述的时候，游士会使用特定的修辞手段。

他们的主要方法是引用听众熟悉的篇章，而他们最喜欢引用的是《诗经》或《易经》中的词句或卦象。

《易经》是一部描述“变化”

的书，德语国家的读者是通过卫礼贤（RichardWilhelm）的译文而接触到这部著作的，他们更熟悉的是“IGing”

这个译名。

这部书最初应该是西周初叶记录六十四卦的易书之一。

[84]几部易书之中，流传至今的仅有这一部，该书也称被为《周易》（周代的易书）。

这部书的核心是六十四卦，由伏羲八卦组合而成，即传统上认为由伏羲（他被认为生活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所发明的八卦位图，这些卦由六根上下排列的长横或中间断开的两个短横组成。

《易经》除具有卦书的实际用途外，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书中包括了诗歌形式的说明文字以及一些形象的描述。

然而，这些描述被后世的解释者们看作符码，它们不仅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也不断地被运用在政治或天理人伦思想等方面。

[85]随着孔子及儒家对《易经》的研究（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易经》又增加了七种注解和说明，这些也构成了书的一部分。

由于其中的三种可分为上下两卷，所以也称“十翼”

。

直到公元2世纪，人们才将这些注解的作者与孔子联系在了一起，但欧阳修（1007—1072）就对其中《文言》一篇的作者提出了质疑。

《易经》最著名的注解是《大传》，或称《系辞》。

《系辞》与《彖》和《象》一样，都分上下卷。

“十翼”

的另外四种分别为《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

今天，我们对两种主要的流传体系进行了区分，一种是作为后世经籍印刷底本的“古文”

版，可以从孔颖达（574—648）上溯到费直（公元前1世纪中叶）；另一种是可从朱熹上溯到汉代的、官方认可的“今文”

版。

朱熹是以吕祖谦（1137—1181）所收集的拓片、石刻残片以及早期对《易经》的引用作为基础的。

七经（即《诗经》《书经》《易经》《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是公元175年汉灵帝（167—189在位）亲自下令刻于石上的，并在公元183年完成，但到孔颖达的年代，刻石就已经不复存在，也或者是被人遗忘了。

[86]

《易经》的注解繁多，几乎让人眼花缭乱，仅18世纪的一份皇家图书目录中就收录了将近1500种，而通常被列于诸经之首的这部著作却不同于其他那些“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