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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佛教和道教文章（第1页）

19.佛教和道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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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的拓宽

虽然中国的史书对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产生的影响关注并不多，但这个影响本身是不容小觑的。

政治局势的混乱以及人们在精神领域寻找新方向的努力已为佛教的推广做好了准备。

[125]公元2世纪末汉朝衰落并灭亡之后，一方面是已经存在的救世理想开始在更广泛的人群中普及开来；另外一方面是主动或被迫远离政治和官场的文人数量不断增多，他们对这种新思想的态度较之前开放，其结果就是视野开阔。

帝国政局分崩离析，黄河流域以及东南部长江下游那些富庶地区大地主的势力不断增强，为佛教和道教中心的形成提供了经济基础。

在北方，游牧和半游牧民族统治下的新兴王朝对佛教表现出了特别强烈的兴趣，因为他们能借此获得更多的合法性。

权力所有者经常是通过宗教运动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而国家又需要对宗教运动进行一定的控制，随着这方面需求的增强，关于经书经典化的需求也增强了。

公元1世纪到10世纪的时代特点就是有大量佛教文章由梵语和巴利语被翻译成汉语，同时，中国拥有了自己的佛经注疏，拥有了被理解为圣人启示的道教文章、俗家弟子所写的虔敬文章以及丰富的历史和传奇作品。

此外，佛教的传播还促进了“俗讲”

的发展，这种文体对中国本土叙事文学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26]

大部分产生于佛教和道教环境中的文章都是被收录在大型的佛经、道经内集中流传下来的，其中最早的经书集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到5世纪。

这种宗教文学的发展以及对大量复制文本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改进，这一点，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论述过。

保存至今的最古老雕版印刷品实物是公元704年至751年间印制在桑皮纸上的《陀罗尼经咒》。

早在公元2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第一批佛经就被译成了中文。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不仅佛经译文的数量增多，中国本土撰写的释文、注疏、僧人传记和教义文章都开始大量增加。

公元4世纪时，出身于儒学之家的僧人道安（314—385）就已经编辑出了一部佛典目录，目的是整理和认定经典。

这个目录没能保存下来，但是从生活在都城的高僧僧祐那里，我们能够了解到一些相关情况，他同时也为我们了解中国佛典编录工作提供了一些最早的记录。

[127]我们无法确定究竟佛典的认定整理是否受到了道家经典编录的影响，但有很多资料都显示，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对经典的整理认定都是出于在儒家学说影响重新开始扩大的背景下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的需求。

但这两家经典的来源并不一样，佛教徒将佛陀在印度亲口所说的话置于首位，只是这些文本后来部分失去了相应的地位；而道教徒不仅收集某一个祖师说过的话，主要还收集神仙所授的文本。

道家经典

除了被译为中文的佛教经典《大藏经》，古代中国的另外一部大型经书总集是《道藏》，[128]这个名字，我们可以翻译成VorratshausdesReWeges或者DerSpeicherderReLehre。

[129]道教经典的这种收集整理要归功于公元4世纪形成的上清派，据说在公元364年至370年间的今南京地区，上清派使者把这个教派最主要的文本授予大臣许谧（303—373）的随从、一个名叫杨羲（330—约386）的年轻人。

[130]据说在一连好多天的午夜，许多神仙从上清天降下，向杨羲传授经书，亲自给他指点，并命他将这些经传给许谧及其子许翙（341—约370）。

这些上清派经书后来被陶弘景收集编入《真诰》一书，成为上清派（或称茅山派）道士所奉要典。

要理解人们对这些由神仙传授之作的重视，就得理解那个时代的特点。

由于对世界将要覆灭的恐惧，这些经书被认为是保护自己不受邪恶力量侵害以及到达天界的唯一方法。

这些神仙所授的经书基本上都用诗句的形式写成，不论是题材还是文风，它们对后世诗歌的影响都十分大。

道教的神仙，例如“青童”

这个形象，为大量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创作灵感。

道教经典的最初收集和整理受到了刚刚传入中国的佛教的影响。

公元400年前后，在杨羲所造之经基础上形成的茅山派就依照佛经的模式，按三个部分整理并形成了自己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