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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史学研究之斐然成就（第1页）

二史学研究之斐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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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廷璆学识渊博，在东西交通史、亚洲史和日本史研究领域造诣深厚，其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见解，在中外学界影响广泛，从而确立了史学大家地位。

吴廷璆治史，倡导经世致用。

他在自述中表明，踏上史学研究之路出于“个人志趣”

，也是“时代社会要求”

使然。

1930年代中期撰写的首篇学术论文之所以把汉代西域经贸关系作为选题，出发点是“尽管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接触已经多年，但在诸如中国如何通过对外交往能使本国富强起来，怎样才能在同外国进行自主、平等、互利的交往过程中，逐步使自己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等许多根本性问题上，都尚未解决。

所以，便希冀从过去的中西交通的历史发展中，去找寻其规律和获得启示。

以后，研究的兴趣一发而不可止”

[11]。

1936年的中国，东北沦陷有年，华北在日本步步紧逼下陷入空前危机，然而一些文人墨客还在乐此不疲地讨论中国文化如何为外国所欣赏。

面对此景，刚刚从京都帝大毕业回国的吴廷璆无法沉默，他奋笔疾书，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国学”

之世界的兴趣》。

文章旁征博引，推古论今，依据翔实资料分析了近代以来西方及日本日益高涨的“中国学”

研究热现象，并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问题的实质。

文章写道：随着国际关系的日益密切，世界对中国及中国学问的关切不足为怪，但是“当我们一部分人还以为人家是抱了满腔好感在‘崇拜’‘提倡’中国文化的时候，不妨更注意一下，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政策的研究，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有什么区别？”

“关于外国学者研究中国学问，谁具好感，谁怀恶意的问题，似乎常为中外学者所议论，见解不同，但他们在研究上持有的史观和他们所用的方法，则毫不掩饰地把他们的真心告白给了世人。”

[12]

中西交通史是吴廷璆毕生矢志不渝、潜心专研的学问领域，其早期研究成果有《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和《古代中国、希腊文化接触之研究》等论文。

《汉代西域的商业贸易关系》[13]是他在日本京都帝大史学科的毕业学位论文，踏入史学殿堂的处女作。

这篇长达5万字的作品，以中国古典文献记载的史料为依据，以西方国家及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参考，逐次阐述了西汉初期商业资本的状况、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汉武帝的西部开发政策及西域国际贸易的景况。

论文对研究对象的总体把握及研究路径的设计颇为老道，而关于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塔里木盆地商队，民族间贸易的范围、交易形式与商品种类等具体史实的考证，细致入微，尽显超凡才华。

《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隋唐时代扬州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从日本考古学论徐福的东渡》等，均是吴廷璆在耄耋之年发表的力作。

《隋唐时期日本与中国文化》[14]一文，阐述了日本吸收隋唐文化的历史背景，进而从典章制度、政府机构、土地制度、军事组织、户籍管理、国土规划、货币与度量衡、教育、历史编纂、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不同层面入手，深入考察了日本如何引进、消化中国文明并进而本土化的问题。

毋庸置疑，没有全面而厚重的知识积累，是无法结出这样的学术硕果的。

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处在继续前行还是收缩调整的关键时刻，从这篇论文中，不难体察其敏锐时代意识和良苦用心。

吴廷璆是学界的常青树，其《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15]在权威学术期刊《历史研究》上发表时，已是85岁高龄。

这篇论文，洋洋洒洒3万余字，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政治经济的往来一定带来文化上的交流”

，以及“交通路线的开辟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化是借人通过交通而从甲地传到乙地的，佛教也不例外”

的视角出发，以大量信史资料为依据，向佛教经由西域传入中国这一学界成说提出正面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