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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恐慌（第8页）

19世纪末的中国是个烂摊子，没有一支中央军队，没有现代的预算编制，令外国银行家很是头痛。

中国官员擅长拿一批外国债权人来压另一批债权人（银行家们则被指责为对中国官员利用同样的战略）。

这不仅激起了银行家的憎恨，也使得华尔街产生了决定性的偏见，支持中国的宿敌日本。

法国、德国和英国早已在中国站稳了脚跟，控制了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

欧洲的金融家们是在19世纪末期进入中国的，当时，中国各省的商人缺乏建造铁路的必要资本。

1899年，国务卿海约翰宣布了对华的“门户开放”

政策，用以保证外国的自由进入。

然而，在塔夫脱当政时期，“门户开放”

变成了美国公然要求与欧洲列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入中国。

1909年，美国国务院敦促不太情愿的华尔街开展中国业务。

英、法、德三国组成的财团即将完成给上海—广州铁路的2500万美元贷款的谈判。

令欧洲人大为不满的是，美国国务院要求给美国银行家拨出同等份额的一块。

赫伯特·克罗利记述道：“大多数银行参加这一财团并不是寻求在中国投资，而是为了服从美国政府。”

（25）

国务院把摩根银行置于美国银行集团的首位，其中还有库恩-洛布公司、国民城市银行和第一国民银行。

仅仅几年前，这些银行在控制北方太平洋公司股票的事件中吵得很凶，而如今华盛顿把他们组织到一起，成为国家的工具，认为银行家的团结将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影响。

当杰克把这一安排电告远在伦敦的父亲后，皮尔庞特压制不住他的竞争本能，回电说：“我感到很好，但要绝对保密，仅供你本人掌握。

摩根公司牵头，名字排在第一，这一点很重要，应表现出此事业已敲定，不容疏忽。”

（26）

美国银行集团在华尔街23号开会，由哈里·戴维森主持，国务院在幕后操纵。

平时指手画脚、幽默风趣的戴维森对受人控制感到恼怒，他对在伦敦的特迪·格伦费尔说：“你想一想，你要不经意但坚定地对与你联系的那些人指出，这是政府而不是银行家的意思，将是明智之举。”

（27）在民众中影响较大的报纸大多对摩根和白宫斗争中最近的一场冲突拍手称快，认为反托拉斯者现在已把银行家打得大败而归。

与此同时，戴维森哀叹：“还将继续受制于国务院。”

（28）对于与政府毫无干系而引以为豪的银行来说，这种新的束缚难以忍受。

特迪·格伦费尔——J.S.摩根公司（随后成为摩根建富）的合伙人——代表美国银行集团，与英、法、德银行组成的对中国贷款的银团进行交涉，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是华尔街23号和英国政府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中介。

摩根的各家银行内部是团结的，在许多事情上是自主运行的。

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形，充满了冲突，因为纽约和伦敦这两家公司对于他们各自政府的要求总是很敏感。

例如，1908年，J.S.摩根公司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指示，扣留了一笔土耳其贷款，直到第二年政治风向转变以后才予以提供。

只要英美两国利益一致，就不会有问题。

但是这里边埋伏着冲突，在以后的日子里，它会把英美联袂的摩根帝国一分为二。

无论怎样竭力掩饰，摩根银行不是一家跨国银行，而是一家有海外合伙人的美国银行。

有许多次，它都无法兼顾英美双方的利益。

从1909到1913年，美国银团一直是摩根与中国的所有交易的纽带。

它的驻中国代表是威拉德·迪克曼·斯特雷特，他是摩根银行历史上的一位最果敢、最爱冒险的人物。

斯特雷特的一生就像一部惊险的间谍小说。

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他在北京的帝国海关局任职，这期间学习了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