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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大萧条（第13页）

这位大藏相不得不向日本军界表明他不会背叛或反对此事。

事实上，在11月份时，拉蒙特就警告说，如果像日本军界所希望的那样，把井上赶出内阁的话，那么这种做法必将会在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令人心寒”

。

（40）然而，即使井上认为需要安抚一下军界，这又与拉蒙特有何相干？

如同与墨索里尼合作一样，拉蒙特的行为超越了公关的需要，近乎是在为外国强权摇旗呐喊。

从绝对忠于客户的绅士银行家准则来看，拉蒙特的做法的确是很新奇的。

任何一个银行家都可以代销证券，但唯独拉蒙特还能游说政客，引导报刊社论，以及操纵公众舆论。

有关柳条湖事件的新闻声明表明了让银行家充当政客，对外国政府像对待工业企业一样采取所有者的态度，是很危险的。

它也说明了在那个所谓的“外交时代”

，把政治和金融混为一谈是何等危险。

即使拉蒙特当时在柳条湖事件上受了蒙骗，那么，他的幻觉很快就被无情地打破了。

1931年12月，较为保守的日本新内阁上台，高桥是清取代了井上，并迅速使日本脱离了金本位制。

1932年1月下旬，日军出动飞机轰炸了人口密集的上海市郊区，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同以往一样，日本人指责中国挑衅。

日本恐怖分子的行径要比柳条湖时**得多，其暴行的证据既充分又直观。

电影胶片将日本在中国大屠杀的新闻镜头带进了美国的电影院。

拉蒙特非常难过地告诉其在横滨正金银行的朋友园田三郎说，日本在上海的所作所为给人的印象实在太坏了，日本不可能再从美国市场上获得资金了。

（41）对摩根公司来说，上海事件开始使它逐渐清醒了。

莱芬韦尔内心受到责备，并写信给特迪·格伦费尔说：“我承认柳条湖事件发生时我曾‘同情’日本人，而这次日本在上海的行径使我丝毫没有那样的感觉了。”

（42）

当时，63岁的井上正在参加竞选。

作为明政党的领导人，人们期待着他成为下一届首相。

在东京市郊的一所学校前，当他刚走下汽车时，一个脚穿木屐、戴着黑色遮檐帽的22岁乡村青年从暗中闪出，向他的胸口开了枪。

这个杀手是一个名为“血盟团”

的成员，这是一个所谓“爱国”

的极端主义秘密组织，其成员多是些年轻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在警察局中，该刺客为其行径大肆吹嘘，并指责说，乡村的贫困是由于当时井上奉行的紧缩政策造成的。

在帝国大学医院里，两眼泪尽的井上夫人告诉记者说，当她丈夫还是内阁成员时，她就已经为这种时刻的到来作好了心理准备。

拉蒙特感到无比难过，不管怎么说，是井上给了他希望：名门望族及其自由派的同盟者可以扼制军国主义势力。

他以非常动情的笔调给园田回了封悼念信：“他具有那样一种慈善的襟怀，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他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44）

拉蒙特越不愿意接受关于日本的事实，现实情况就越是猛烈地冲击着他。

拉蒙特的另一位日本朋友、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三井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团琢磨男爵被杀。

1920年，当拉蒙特访日时，团琢磨男爵曾在其住所款待过他。

团琢磨男爵是在白色大理石筑成的三井银行前，刚走出自己的轿车时被枪杀的。

刺客仍是一名乡村年轻人，显然也是“血盟团”

的成员。

拉蒙特在给团琢磨男爵家人的信中回忆起了1920年他访问日本时的情景：“很多时候我把他视为一位金融界的诗人，当他领着我参观他的私人住宅和花园，以及我们站在一起凝望屹立在远方庄严的富士山时，我就产生了这种感觉。”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