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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无常的水银柱（第2页）

一个有着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式的思维逻辑的鉴定家，面对如此缺乏意志力的情况简直会称之为**，称之为“一种**的形式”

。

汉斯·卡斯托普有时会想起这位文学家的话，想起他有关“文学与绝望”

的论述，觉得它们不可理解，或者自己故意装得不能理解。

他望着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望着她松弛的脊背、前倾的脑袋；他看见她吃饭总是迟到，从来不说明理由和表示歉意，纯粹由于缺乏守时观念和道德约束力；看见她出于同样的理由在进进出出的时候老是随手将门一摔，还搓面包球玩儿，并时不时地咬指甲边儿——汉斯·卡斯托普心中涌起一种无言的预感：如果她有病——她的确有病啊，病得几乎没有了希望，她已在山上住了这么久，已不得不经常来山上疗养——如果不是全部，她的病至少已构成她自然禀性的很大一部分，而且真是像塞特姆布里尼说的，这病还不是她“懒散随便”

的原因或者后果，而跟它原本是一回事。

汉斯·卡斯托普还想起塞塔姆布里尼那个表示不屑的手势。

当他谈到不得不与他们在一起静卧的巴息人和徐西亚人时便把手那么一甩，自然而直接地流露出了藐视和拒绝，无须事先讲明道理的藐视和拒绝。

有着过去的生活基础，汉斯·卡斯托普很理解它们——过去教会他进餐时总是坐得笔直，打心眼里痛恨把门摔得哐啷响，做梦也想不到咬自己的手指甲——原因至少有他好用“马利亚·曼奇尼”

来代替不是——还教他对舒舍夫人种种缺少教养的表现深为反感，并在听见这位眼睛细长的外国女人试图操他的母语讲话时，心中油然生起一股子优越感。

而今汉斯·卡斯托普已从内心深处几乎完全摈弃了这些感情，相反意大利人却更加令他厌恶，因为他竟傲慢地说什么“巴息人和徐西亚人”

——而且指的不只是“差劲儿的俄国人席”

上的那些家伙，例如那两个卷发蓬松、也不见穿白衬衣的大学生，他俩在那儿争论不休，显然不会其他任何语言，只能用自己那粗野而陌生的俄语；这种语言似乎柔软得没有骨头，让人想起贝伦斯宫廷顾问最近描写的取掉了肋巴骨的胸腔。

这样一些人的作风会引起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强烈反感，也是正常的。

他们用餐刀戳食物吃，把洗手间弄得脏得没法形容。

塞特姆布里尼声称，他们中有个高年级的医学院学生，竟然完全不懂得拉丁文，例如连Vacuum[52]都不知道；而根据汉斯·卡斯托普的日常经验，施托尔太太看来也多半没有撒谎，她在餐桌上告诉大家，一清早按摩师上他们房间服务，三十二号那对俄国夫妇竟然还双双躺在**。

就算这一切都对，那“好样的”

和“差劲儿的”

之间的显著区别却仍然存在呀；汉斯·卡斯托普向自己担保，他不以为然的只是共和国和优美文体的某个吹鼓手，只是某个傲慢和清醒的人——名义上清醒罢了，他本身也在发高烧，也晕头转向是不是——这人竟把“好样的”

和“差劲儿的”

混为一谈，把两桌人统统称作巴息人和徐西亚人。

这是什么意思，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可太清楚啦；他不是也开始理解舒舍夫人的病跟她的“懒散”

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了吗？然而正如他自己有一天对约阿希姆说过的，实际情况却是：你一开始的确厌恶和反感，可突然发觉自己也“身陷其中，心情完全变了”

，根本“与辨别能力不相干”

，严厉的道德规范已失去约束力——共和主义的、雄辩有力的谆谆教诲几乎不再能听进去。

究竟怎么回事啊，我们问。

看样子在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的脑子里也在问：这成问题的突发事件到底是什么，竟瘫痪和消除了人的判断力，夺去了他的是非感，或者甚至是令他为了非理性的惊喜陶醉而抛弃了是非感？我们不是问它叫什么，谁都知道它的名字。

我们想弄清楚它的道德状况——老实说，我们并不期望得到令人愉快的回答。

在汉斯·卡斯托普的问题上，这状况已得到充分显示，他不仅不再有辨别好坏的能力，而且已开始尝试人家传染给他的生活方式。

不管怎么讲，在进餐时他也试着缩起身子坐在那里，松弛了原本挺直的脊背，并觉得这样子很好地放松了髋部的肌肉。

除此他还尝试进门后不再小心翼翼地关上它，而是随手一摔了事。

而这同样叫他感觉既方便，又得体：这表现颇像当初约阿希姆到车站接着他时他那么莫名其妙地耸了耸肩膀，而打那以后，他在山上的人们中就经常发现这样耸肩膀。

简而言之，而今我们的来访者完全迷上了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已经对她五体投地——我们又一次用迷上这个词，是因为我们觉得已做过足够的交代，不可能再引起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