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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第2页）

马克思主义者和企业家韦尔于1923年在法兰克福创办了“社会研究所”

（通常被称作“法兰克福学派”

），那时正值战后德国经济危机的顶峰，研究所旨在推动激进的社会研究。

苏联的发展及纳粹主义的兴起摧毁了革命变革的希望，对保持思想进步活跃性的需要变得越发紧迫，但也越发难以实现。

学派最重要的两位代表性哲学家阿多诺[1]（TheodorW.Adorno，1903—1969）和霍克海默[2]（MaxHorkheimer，1895—1973）从卢卡奇对商品和物化的解释中，吸收了大量关于资本主义影响人类本质的分析。

但是，他们也竭力寻找各种其他方法，以解释为什么激进的政治变革尝试往往会使局面变得更加恶劣。

与此同时，他们采纳弗洛伊德的观点解释人们对独裁主义的敏感性；采纳马克思·韦伯的观点理解现代世界的运作是如何越发倾向于将传统实践合理化为标准的官僚和技术形式的；采纳尼采的观点批判传统哲学的不足之处。

影响阿多诺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霍克海默对此的怀疑态度则更为明显），那就是他的朋友本雅明[3]（WalterBenjamin，1892—1940）的作品。

本雅明的作品比我们迄今遇到的其他人的作品都更难以总结。

他学识渊博，旁征博引，其作品中的观点吸收了哈曼、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犹太神秘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来源的思想。

他的作品有两个基本的、互相联系的主题：现代性中语言的本质和现代时间性的问题。

他对于现代世界中的语言的任意性和存在的短暂都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他试图寻找可以拯救语言和时间的东西。

在他于20世纪20年代吸收了卢卡奇、布莱希特和其他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前，他的早期作品希望通过某种方式，与马克斯·韦伯视为现代性核心的“祛魅”

达成一致。

这一点可以通过一种对语言的研究方法来实现，这种方法能够恢复语言与事物的特定真理相联系的能力（本雅明在此处思考时用的是剩余神学术语）。

霍夫曼斯塔尔[4]（Hofmannsthal）和里尔克[5]（Rilke）的作品都应和了他的观点，而后期的海德格尔也认为，诗歌的语言应该允许特定的事物存在于其真理之中，而不是将其归为一般概念的例子。

图9　西奥多·W.阿多诺1960年

本雅明认为现代性中语言已经“堕落”

，这一点在《德国悲剧的起源》（1928）一书中尤为明显，他将这一观点与商品系统联系起来，从早期关于语言的观点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正如交换价值从事物的特殊性中抽离出来一样，现代世界的语言与它所指的事物也没有本质的联系。

在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的关于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6]（CharlesBaudelaire）的书中，本雅明写道：“商品中存在的物的世界的特定贬值，正是波德莱尔的寓言意图的基础。”

寓言是语言从世界堕落的现代体现，商品世界创造了“梦幻世界”

，而这个世界又隐藏了暗含于其中的残酷现实，其本身是对寓言的呼应。

本雅明认为，建造于19世纪的巴黎拱廊就是“梦幻世界”

的一个具体例子。

他的观点也许比较极端，但是，商品世界在随后的发展确实依赖对客体的不断更新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又是通过将幻想的意象附加到最为平庸的客体上实现的，并且这些客体常常都产生于非人道的环境之中，这一点更加肯定了本雅明的批判方向。

本雅明对时间和历史的关注涉及一种观点，即过去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垃圾箱，在其中一切都已失落，一切都已变得无意义：他在他最后的文稿《论历史的概念》（1939）中集中阐述了他对此问题的看法。

这篇文章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后者试图通过治疗的方法使创伤性事件的受害者对摧毁他们生活能力的过去有所补救。

但是，本雅明希望能将这一模式从个体层面提升到被压迫的集体层面。

对于本雅明来说，传统史学是胜利者的历史，它只能强化受害者对过去的徒劳。

只有通过看待历史性时间的另一种方式，即采用新的形式来呈现历史，我们才有可能看到过去的各个方面是如何拯救现在的，比如，他在巴黎拱廊的写作计划中收集的那些明显迥然不同且微不足道的历史材料的组合，就是新形式的一个例子。

本雅明认为，历史是一场累积的灾难，是一场噩梦，而人类只有通过改变自身与过去的不公正和压迫之间的关系，并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本质，才能从这场噩梦中醒来。

基于这一立场，他也反对任何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观，因为这无疑只是助长了这次灾难，只有抓住过去被压抑的选择，并将它与现在的革命性斗争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中止这场灾难。

鉴于本雅明写作时艰难的时代背景，这种迫切地寻找新的希望之源的观点完全情有可原，但是，如果是在其他情况下，依赖对历史进行彻底变革的观点可能会掩盖实现社会进步的更为温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是可能实现的。

本雅明在逃避纳粹追捕时身亡，这一悲剧意味着，他永远也不可能发展出一套以他的观点为基础的可行的政治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