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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俎之下的西亚病夫（第1页）

刀俎之下的西亚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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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11月，最糟心的并不是已经终结的俄罗斯帝国，也不是正在解体的奥匈帝国，而是岌岌可危的奥斯曼帝国，这个曾经威震欧亚的霸主在19世纪衰落到被人讥为欧洲病夫（siofEurope），因为与被讥为东亚病夫的清国人有同病相怜之感，遂被讹为“西亚病夫”

，仿佛多了个伙伴，他们就不再孤单。

实际上，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远比同时代的清朝要强大得多，奥斯曼帝国的“洋务运动”

不仅早了清朝一百多年，而且改革的范围和深度均远超清朝。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奥斯曼帝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工业体系和一支欧洲式的近代化军队，大量来自德国的军事教官使奥斯曼军队在军事素养上并没有落后于欧洲军队太多，奥斯曼军队中也不乏穆斯塔法·凯末尔这样出色的指挥官。

在政治上，掌握权力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抱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摩拳擦掌地希望在新的历史变革中重振奥斯曼帝国，特别是要向17世纪以来连续发动十次俄土战争的俄国复仇。

“一战”

爆发前，奥斯曼帝国向英国订购了两艘世界一流的无畏级战列舰，连安纳托利亚的小学生都为购买军舰捐了钱，整个国家似乎处于一种冉冉上升的复兴状态。

然而，在帝国深处，改革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却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陷入每况愈下的怪圈。

从1792年就开始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扩大，从起初的引进西式武器和西方军事技术逐步扩大到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深入司法、管理、税收、社会习俗各个方面。

到20世纪初，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整个帝国核心区的社会面貌。

第一，专制帝国的顽疾在让改革者们在与守旧势力的不断斗争中流血、牺牲的同时，也使一些改革者不可避免地沦为和他们一样的贪腐者。

改革产生的红利让改革者们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然后又被新的改革者所取代，使改革的成果极大地内耗在这种癌症循环中。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为帝国带来了生机，也使它加速陷入危机

第二，改革的宏愿与苏丹的私利并不完全一致，富国强兵固然是苏丹希望看到的，但苏丹的首要目标是稳固自身的统治。

当改革与苏丹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改革之路往往会出现反复并遭遇曲折。

第三，在不断“西化”

的过程中，奥斯曼帝国对西欧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依赖不断加深。

到19世纪末时，英法对奥斯曼帝国的“帮助”

实际上已经严重地侵害了帝国的经济主权。

遍布帝国军队的德国教官在提高军队的军事素养的同时，也常常越过帝国军官直接指挥军队作战。

第四，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小亚细亚核心统治区之外的广袤领土，很多都依靠宗教和政治联姻维系着程度有限的委任统治。

在帝国核心区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代时，广大的外围地区还处于封建甚至原始部落状态，因此，改革不可避免地伤害了原有的封建政治体系。

帝国世俗化的进程削弱了不同区域彼此之间的宗教联系，在帝国的领土阿拉伯半岛上，瓦哈比运动掀起的原教旨主义浪潮动摇了苏丹作为哈里

发的宗教权威，使昔日的穆斯林盟友们与帝国日益离心离德。

作为帝国藩属的埃及，在两次埃土战争中打得帝国灰头土脸，甚至一度攻入帝国本土，使帝国的分裂主义势力蠢蠢欲动。

瓦哈比运动彻底撕裂了奥斯曼人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联系，

阿拉伯人不再承认苏丹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权威

最致命之处在于，20世纪初之后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精德”

，他们中的骨干多有在德国留学的经历，不仅崇尚德意志帝国19世纪后半叶的赫赫武功，而且认为德国不像英法那样在奥斯曼帝国拥有重大的经济利益，进而疏远了用血替帝国保下克里米亚半岛的传统盟友英法，转而越来越亲近德国。

奥斯曼帝国倒向德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全国上下都有强烈的对俄复仇愿望，在战争不可避免且英法俄同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绝不愿与世仇俄国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