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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那里的人四处散播的谣言。”

接着我又推翻了我自己，说：“某个来自‘马路对面’的小伙在我男朋友干活的地方给部件加上了旗帜。”

——我的话里有三件事以前从没发生过。

第一，我在撒谎，无中生有地捏造了某个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在准男友干活的地方给部件加上了旗帜。

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准男友干活的修车铺里是否有人信仰对立的宗教。

第二，我把“准男友”

变成了“我男朋友”

，我是第一次这么做。

这是为了防范，不让送奶工察觉出这个“准”

意味着我和准男友的关系里存在缝隙，并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缝隙插进我们之间。

第三，我突然讲出来的这些话，这些急促含糊、毫无节制的话——正如我所说，是谎言，是为了替准男友辩解，为了保护准男友，不让他被这个无所不知的、邪恶的送奶工伤害——但这与我几乎从不开口替自己辩解、保护自己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不明白正在发生什么、我在做什么，但我能感觉出我此时的表现和那次我朝着窗外冲着大姐大喊大叫之间的相似性，那次她特意来我家，严厉地污蔑我，因为她丈夫派她来严厉地污蔑我。

我当时感觉自己跌跌撞撞，就跟现在一样。

我摔跟头了，我多嘴了，而我通常的做法是远离流言蜚语，远离大嘴巴，不用去喂饱那五千人[7]。

那个令人厌恶的集体心理所形成的势头，足以对人产生影响，把人骗进来。

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替准男友解释和开脱，这完全就是我和送奶工最早见面以来——当时我在读《艾凡赫》，他把车停在我身边——我第一次想要对这个男人说点什么。

但我还是继续说，用我似是而非的故事，反复提起那个来自“马路对面”

的小伙，为了听起来像真的一样，我说得相当轻松随意。

后来我突然想到，我或许不应该捏造这个来自“马路对面”

的小伙，而应该坚持真相，告诉他并不存在什么贴着旗帜的部件。

但是在当时，来自“马路这边”

“马路的我们这边”

和“信仰我们的宗教”

的所有人都知道，对于任何来自“海对岸”

的东西，哪怕只是疑似带有爱国主义情感，收下它的任何一部分都是不可以的——正如准男友那些眼红他的邻居所提出的那样——无论有没有旗帜，准男友都应该本能地退出抽签，根本不应该赢取那种汽车的任何一部分。

于是就有了那一连串事件：一次抽签，赢得某物，突然继承了一大笔财富，被继承者慷慨大方，而且财富还在不断增长，不仅有口袋里的钱，还有物质财产，无法用常规的语言来形容。

通常发生这种事情时，会有流言蜚语说那和告密有关。

“就跟他们说你继承了一笔财产。”

政府官员对来告密的人这样说，“对当地男孩，也就是那些反政府派，就说这笔钱——我们用来跟你换取情报的这点随便多少微不足道的钱——是你赢来的，或者说是你抽签或者赌博赢来的，我们一定会让这笔钱看起来确实像你抽签或者赌博赢来的。”

于是，告密者会匪夷所思地真照那样说了。

“抽签赢来的。”

他们会说，一边说还一边夸张地耸耸肩，做作地表示他们当然不是告密者，而且没人会认为他们是告密者。

这就是说，尽管当地通道里堆积着大量告密者的尸体，他们仍没有吸取教训，也没意识到不该愚弄任何人，尤其是反政府派。

“抽签赢来的，”

他们依然会这么说，“还上了报纸呢!”

他们继续说，意思是全国发行的印刷品确凿地证明了他们不是告密者。

但是又出了问题，他们用了“错误的”

报纸，来自“那边”

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