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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789年原则与改造法国（第4页）

从省、地方到市，它根植于各层政府之中，在近三个世纪中，买官制构成了法国社会流动的主要通道，但现在它也遭到了批判。

乡村教士赖以为生的体制面临同样的命运，尽管当时教会的不动产（属于较次要的封建特权）尚未动摇。

自1789年以来，法国人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洗礼。

很多代表确实尊重选举人的要求，未支持废除地方和外省特权的措施。

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过声势浩大的增加教区教士收入的呼声，而不是一并取消其收入。

但现在凡尔赛的代表们所做的事情远远超出了选民的要求。

如果贵族和教士代表严格遵守了选举人的委托，那么三个等级的合流根本不会发生。

而国民议会的第一次正式决议中就有一项投票，废除了所有限制性的委托指令。

这使代表们放开了手脚，不需要请示汇报就能根据自己的判断颁布废除封建制的法令，这也使他们能够自由地以一条全新的思路重塑国家。

1789年5月聚集在凡尔赛的所有代表都认为他们的任务是赋予法国一部宪法。

早在7月7日他们就投票决定称自己为“国民制宪议会”

，三个等级都对此毫无异议，而陈情书也表明人们对于宪法内容有一定共识。

大多数代表认为应该效仿美国的一些州，在宪法之前先颁布一个权利宣言（尽管一些代表反对冒这样的风险）。

在7月9—28日之间，代表们纷纷递交了各自拟写的草稿。

8月4日下午，就在那场著名的通宵会议之前，议会同意当务之急是发表宣言。

8月26日，在人们花了一周时间讨论教士不愿承认的思想和信仰自由的问题后，《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即《人权宣言》）得以投票通过。

议会保留了自己在宪法公布之后对《人权宣言》进行增补或修改的权利，但实际上等到两年后宪法出台之时，没有人胆敢改动《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已经成为大革命的奠基性文件，同样也是大革命奉为圭臬的文件。

《人权宣言》的核心在于法治，在17条条文中有9条明确提到了法治。

第6条将法律定义为公共意志的表现，认为它是由所有公民直接或者间接制定的，这毫无疑问是对旧秩序下国王立法权威的否定。

第3条则规定无论如何主权本质上是属于国民的，任何团体或者任何个人（包括国王）都不得行使国民没有明确授予的权利。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如第1条所言：在权利方面，人生来而且永远是自由平等的。

任何政治联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权利，包括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暴政的权利（第2条）。

该条款的潜台词就是，迄今为止，在法国这些权利都被忽视了。

这也正是《人权宣言》有必要废止任意拘捕和监禁（第7条）、有罪推定以及谴责渎职官员（第15条）和确保财产安全（第17条）的原因。

第16条明确提出：“凡是权利无保障、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法律面前的平等意味着特权的终结。

所以“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

（第13条），而公职应该“根据个人能力，而不是除了德行和才能之外的任何其他标准”

向全体公民开放（第6条）。

《人权宣言》只是在思想自由方面语焉不详，尽管思想意见的自由交流被明确规定为“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

（第11条）。

但《人权宣言》同时强调，法律会规定某些情况是对这种自由的滥用。

尽管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思想意见，甚至宗教意见（这意味着革命者断然拒绝了教士在公共崇拜领域维持天主教垄断地位的意见）受到干涉，但意见发表仍要以不扰乱公共秩序为底线（第10条）。

《人权宣言》中将义务与权利并举的情况并不多，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其实起草者曾试图列举出各项义务，但这样做毫无疑问会削弱《人权宣言》的力度。

而正是因为《人权宣言》的纪念价值如此之高，作为宪法的前言，它的寿命超过了宪法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