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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外省叛乱（第5页）

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不受这次危机的影响。

吉伦特派因与这位叛国者牵连甚多，也遭到了人们的怀疑；像丹东这样的山岳派的主要代表还是不愿意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他力劝迪穆里埃回心转意，但徒劳无功，自己反倒受到了牵连。

但是应付危机的建设性意见还是由山岳派提出的，虽然国民公会里不少山岳派的支持者已经作为特派员去了外省，仍有很多代表投票支持山岳派的举措。

新举措包括3月21日在全国设立监察委员会，监控外国人和嫌疑犯的活动；新成立协调委员会，对备战实行更有效的立法控制。

君主制瓦解后，行政权力归属到一个由各部长组成的委员会名下，但是每一名大臣与公会里的某一专门的委员会之间又有点权限不明。

1月1日治安委员会开始负责协调这些问题，但这个委员会庞杂臃肿，缺乏效率，同时3月的危机让人们觉得有必要寻找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

于是25日在代表贝特朗·巴雷尔的建议下，由25名代表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成立，取代了治安委员会的位置。

巴雷尔总能天才般地设计出折中办法，因此而声名鹊起。

4月7日救国委员会开始工作，成员减为9人，每月改选一次。

巴雷尔被选入救国委员会，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委员，而罗伯斯庇尔怀疑委员会的价值，拒绝参选。

在起初的两个月里，丹东作为委员会的智囊，力图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周旋，以期共渡国家危难，但他的苦口婆心没有人愿意接受。

山岳派希望设立革命法庭，用于对付他们眼中一直在阻挠备战的巴黎的宿敌。

然而吉伦特派却认为革命法庭是一把双刃剑，正是他们在4月1日建议取消代表的逮捕豁免权。

做到这一点以后，对于他们来说攻击那位最有影响的雅各宾派成员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而一些山岳派的同僚在较为冷静的时候也觉得他是个负担。

此人就是马拉。

4月5日，作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马拉签署了一份公文，向外省求援，保护巴黎，抵御公会中“该受天谴的阴谋集团”

，试图策反那些被吉伦特派视为自己拥护者的人。

吉伦特派指控马拉的行为是在侮辱公会，4月12日他们将马拉告上了法庭；山岳派的代表因为出巡外省，支持马拉的人很少，因此吉伦特派的控诉压倒性地获得通过。

看到自己的英雄受到了攻击，巴黎有33个区作出回应，他们号召将包括布里索、所有波尔多人和佩蒂翁——自从君主制垮台他就不再是激进分子了——在内的22名代表赶出公会。

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都签署批准了这个号召，旋即又收回，因为这项号召受到了罗伯斯庇尔的谴责，他不愿看到国家代表受到威胁。

无论如何，4月24日革命法庭宣告马拉无罪，当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便被欣喜若狂的无套裤汉扛在肩上，抬回了公会。

此举意在标榜他们的胜利，他们已经报仇雪恨了。

在针对马拉的指控中，有一条罪证是2月杂货店遭劫的次日，马拉在他主编的报纸上煽动民众自行去惩罚那些囤积者和投机倒把分子。

从去年9月之后，马拉的报纸就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报》。

现在马拉无罪释放了，巴黎各区更是信心倍增，他们再次对政府施压，以求解决经济问题。

其实在马拉受审之前，他们已再次呼吁控制面包和谷物价格，而吉伦特派谴责民众不懂经济学。

2月份山岳派还在捍卫自由市场，现在他们却沉默了，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实际上，山岳派在2月底就已经彻底改变了方针，支持限价要求，当时就引来国民公会的公共走廊里的一片欢呼声。

4月30日吉伦特派宣称议会驻扎在巴黎已经很不安全，需要将会址迁往凡尔赛。

他们觉得如果强制推行限价，必将爆发经济危机。

这样的事情在5月1日果真发生了。

圣安托万郊区8000名示威者围攻议会，宣称除非面包的价格得到控制，否则他们就不离开。

那天双方僵持不下，谁也不肯让步，由于政府害怕局面变得不可控制，便于次日通过一项法令，为面包和谷物限定了最高价格，而且规定地方当局在搜寻和征购粮食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这项法令在第三天便颁布实施。

山岳派公开支持这项措施，这成为一个转折点。

他们认识到即便是在反对吉伦特派这一件事情上，要得到巴黎人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

一名政治间谍在给内务部长的报告里这样写道：“需要民众，就不能和他们对着干，雅各宾派很清楚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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