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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热月17941795（第7页）

而且，国民公会告知群众，罗伯斯庇尔图谋专制独裁，群众在此前就曾驯服地接受关于埃贝尔派和丹东派密谋的说法，这一次他们也不会劳神去拯救另一个同样被证明是泥足巨人的偶像。

尽管如此，罗伯斯庇尔派的公社在危机爆发前几天颁布工资限制令的关键时刻疏远了普通巴黎群众，因为后者有个人尽皆知的癖好，那就是寻找替罪羊，而罗伯斯庇尔及其市内党羽的覆灭满足了这种癖好。

至于罗伯斯庇尔本人，他从来就不是独裁者，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他有这个目标。

但他生性多疑，持续了一个春天的政治压力让他走到了妄想的边缘。

有关阴谋的谣言围绕着他，更不要说刺杀行动了。

由于对自己的操守坚定不移，他很容易把矛盾看成用心不良，把行事独立看作机会主义。

后来，他认为公共生活中几乎无人可以信赖，由于他把这个想法说得如此明白，也的确没有人可以信赖了。

又由于暗示那些跟他不一致或他不赞同的人都应被处死，他迫使这些人在被他毁灭之前先毁灭掉他。

人们之所以称他为独裁者，是因为他们害怕一个掌权者在道德上的不妥协立场，在处死罗伯斯庇尔之后，他们用这一指控来证明自己行动的合理性。

这就让他们把自己曾协同参与的行为过错归咎于罗伯斯庇尔。

但在恐怖退潮后的几个月和刚刚开始的无情体制中，这种做法日益成为耻辱、指控和报复的对象。

热月9日的标志性意义主要不在于推翻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而在于否定一种政府形式。

对此有不同想法的人很快就失望了。

7月29日，巴雷尔轻描淡写地称这段插曲为“一次对政府毫无影响的纷乱”

，并提名候选人以取代三位被处决的救国委员会成员，但他的提议未获通过。

相反，国民公会接受塔里安的建议，规定救国委员会每个月应有四分之一的委员退出，退出者不享有接下来的补缺选举资格。

废除革命法庭的动议暂时被否决，但有人竟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本身就表明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是何等剧烈。

不久，国民公会所有的下设委员会均需按同样的程序进行改组，而救国委员会的新成员中就有塔里安本人。

丹东从前的朋友也进入了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

8月1日，改组后的两个委员会着手取消牧月22日法令。

8月10日，它们对革命法庭的成员进行清洗，逮捕了弗基耶-坦维尔，终结了恐怖体制。

8月，巴黎仅有6人被送上断头台，在这一年余下的几个月中被处死的人只有40多个。

反革命图谋现在必须经过取证后才能定罪。

由于取证定罪工作困难重重，各监视委员会的大部分职责和权威形同虚设。

因此8月24日，巴黎的监视委员会从48个削减为12个，其他地方每区一个。

所有这些举措都日益仰赖于国民公会议员的提议，与此相应的是，8月11日，救国委员会失去了作为政府当中的总管的角色，这有悖于巴雷尔代表该委员会提出的方案。

除了军事和对外关系，救国委员会的其他职责都被分派给其他委员会。

这样，在罗伯斯庇尔倒台之后的一个月内，恐怖和革命政府的中央机构已被国民公会瓦解，因为国民公会越来越确信这些机构已不再是必要的了。

这在全国率先开了放松神经的先河。

8月10日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活动是在无拘无束的轻松气氛中进行的。

不过，除了处决人数的下降外，时代变化的明显证据要算释放嫌疑犯了。

一开始这就是人们的普遍期望，激动的人群每天都聚集在监狱门外和治安委员会门口。

巴黎的释放工作开始于8月初，月底有3500名囚犯获得自由。

这些走出监狱的幸运者对把他们送进去的人充满敌意和怨恨，后者大部分是监视委员会的公民同胞，如今被斥为恐怖分子，因此他们要报复。

8月31日，西南郊的格伦内尔火药厂发生爆炸，死伤约400人，惶恐不安的“恐怖分子”

认为这就是第一次报复行动，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意外。

并非意外的是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现的针对无套裤汉的治安小分队，即所谓的“金色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