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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反革命17891795（第5页）

这封公开信说：“先生们，这部所谓的宪政的罪恶擢发难数，你们又如何能真心诚意、有理有据地支持这样一部宪法呢？国王是世袭的，你们可不能背离最初的原则，也不能侵蚀宪政立足的根基……”

[4]如果国王真的接受了宪政，亲王们也会觉得这不是他的本意，因为他失去了自由。

此外他们相信这样的理解，而且也会对整个欧洲君主国公布。

所以这一点很清楚，和7月13日的议程比起来，现在亲王们的目的也不见得更开明。

他们实际上承认三级会议的合法性，似乎也承认旧制度的某些弊端需要改革，他们强烈反对的是国民议会超出了陈情书的要求。

但他们还是想看到一个自由的且有合法权力的国王，有归他调配的、效忠且听命于他的军队，有属于他的实际权力。

很明显，由这样一个国王统治的这个社会就是旧制度的彻底的复辟。

这就是流亡者的梦想，他们的流亡生活也能反映这一点。

1789年前贵族生活的大量细微差别和琐碎的势利行为在都灵及随后的克布伦茨两处的王宫生活里不仅得到了再现，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会为优先权和等级秩序争吵不休。

在开始武装自己的时候，一些军团不愿接受新贵族，一旦有新人加入，他们也会不厌其烦地仔细检查其贵族身份，这些人在填写18世纪80年代之前的政治履历时会被询问为什么到现在才出逃。

一位老军官说：“我累了。

问题太愚蠢了，简直就是在审讯……我坦白，这样的开场让人很不愉快，我不该跑这么老远过来。”

[5]瓦楞事件后，卡扎莱斯来到了克布伦茨，但又愤愤不平地回去了。

记者弗朗索瓦·旭罗也是一样，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

在意大利和德国那些接待他们的人面前，流亡者也是态度傲慢，目空一切，身无分文的时候，就会留下一张张空头支票。

败仗和军事操练也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很混乱。

但是，他们不都是性情暴躁、装腔作势、自私自利的人，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流亡者都只眷恋着旁落的权力和失去的特权。

不少人承担的风险很大，他们离家弃子，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加入到亲王们的阵营。

这些晚来的人大多遭到态度强硬的流亡者冷眼相待，他们觉得这和第一批宦官显贵那种半游玩般的经历比起来，要危险得多。

很多人真的为瓦楞事件后国王的命运打动，他们的历程被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非理性的忠诚驱使。

夏多布里昂回忆说：“没有必要因为一个乳臭未干的英国王储，波旁家族就得漂洋过海，一表决心。”

但是身处美国的他闻听瓦楞事件后，马上坐船回到了欧洲，途遇一个法国人，得知他所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于是加入了流亡者的军队。

夏多布里昂与很多人一样，先前都是军官，很乐意在流亡者的军队里服役，因为在这里至少没有平头百姓，而出逃的平民也不会跟着他们前往美因茨或是克布伦茨。

流亡者们有各自的想法，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他们选择的这种流亡生活许下的承诺其实就是颁布宪政。

1791年秋天制宪议会反对流亡者的强硬立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亲王们这种颇具威胁且带挑衅的态度。

但是亲王及其随从相信时机已经成熟，他们不仅拿到了皮尔尼茨宣言，而且还从德国、西班牙和俄国那些更强大的统治者那里得到了不少补给。

他们一共拿到了650万里弗，他们用这些钱买了武器和装备，还请了雇佣军，增强自己的实力。

巴黎对流亡者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敏感，这反过来让后者更觉得自己很重要，更觉得自己的军事行动是有价值的。

但是秋天一过，他们又泄气了。

钱已经花光，且各国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法国威胁莱茵地区主教诸侯，如果不把流亡者全部赶走的话，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于是莱茵地区主教诸侯马上下令解散流亡者的部队。

其实这些部队早已因为武器、装备、庇护所甚至食物短缺而不成气候了。

一些部队已经堕落为盗匪，靠着掠夺农民粮食作物过日子。

这些情况更让流亡者气馁，他们觉得议会接连不断的激进举措会让更多法国人疏远革命。

他们也认为如果保王党军队侵入，国内必然会有自发的起义支持他们。

不幸的是，这两个假设之间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