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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反革命17891795（第8页）

但是1793年春天，英国人对关涉法国政治前途的任何计划都有所警惕。

英国主要还是想限制法国的力量，而由谁来控制是次要的，而且他们也想借此壮大自己的势力。

无论如何，他们肯定不相信，共和国能永远和整个欧洲的联盟对抗。

所以培育他们的法国敌人，同时又要作出承诺，可能会什么也捞不到，因为一旦共和国陷落，先前作出的承诺完全有可能不合时宜。

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让亲王们很恼怒。

1793年3月初，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革命运动最终在共和国的西部诸省爆发，至少有14名流亡者突然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抵制征兵运动。

当然，征兵仅仅是个诱因，在农民中深埋的那种怨恨才是根源。

西部地区的农民从大革命中得到的好处远比其他地区来得少。

即便是1789年8月4日废除封建制度时，他们也几乎没有受益。

废除领主捐税在这个地区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在这里的捐税本来就很轻，而且本地的地主往往住在外省，如旺代或萨尔特省。

废除什一税的主要受益者也是有产者，而在西部，布列塔尼地区大部分农民都是佃农，1790年农民发现他们的地主其实是按照之前支付的什一税总额来向他们收租。

布列塔尼地区对抗整个革命事业，此地教士群体大规模地拒绝宣誓效忠宪政这一现象就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的确，不少教士这样做是迫于教区居民的压力，老百姓想以此警告巴黎，还有那些外省机构中代表新政府的官员。

但是巴黎却丝毫没有反应，而且想要把这些未宣誓教士当作反革命分子来对待，最后在8月10日革命大潮中，巴黎真的这样做了，而且手段十分严厉，颁布了流放法令。

君主制的瓦解只不过是让法国西部那些反对巴黎的人有了另一个目标，他们要向大革命表达自己的敌对情绪。

以前，在有国王的时候，民众还能做他们自己的事情，生活也算富足。

但现在革命政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和程度介入日常生活，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地主和收租者纷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与此相比，旧制度那些让人不满的税收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某些地区，出走的人高达40%。

征兵在这样的情势下其实已经毫无意义。

但是战时，民众更抵制当局的所作所为，尤其当政府正努力筹措军需的时候，他们这样的行为和背叛没什么两样，会遭到一样的严厉制裁。

所以他们还用担心会失去更多吗？于是他们所在的地方更是无所顾忌，也一直会叫嚣要恢复君主制。

在开始几次骚乱延续的数周里，旺代的叛乱者便称他们自己是天主教军队，是保王党军队，他们也打白色的旗帜，佩戴白色的腰带和圣心徽章，到处寻觅贵族来做他们的领袖，这些都是旧制度下司空见惯的情况。

布列塔尼地区朱安党的游击队也毫不掩饰他们效忠教会和国王，为了让他们能变得像旺代军那样团结，许多保王党分子用了几年的精力。

但是，1793年的春夏，不少重要的外省地区都起来反对巴黎。

在这场“联邦党”

叛乱中，西部地区的这些保王党派发现他们的声音几乎没有引起联邦党的重视。

反革命者觉得那些拒绝接受国民公会权威的人肯定会接受保王的主张，但是这样想实在太过仓促了。

“联邦党”

叛乱中，保王党肯定是参与了的，而且也在尽力表现自己。

比如，温普芬于7月中旬从卡昂开始进军，但是进展不太顺利，而为国王打响第一枪的是皮萨伊。

9月，在最后的殊死抵抗中，里昂也越来越依靠保王派的军队。

而在8月底，土伦实际上已经召来了英国舰队，叫嚣要恢复君主制。

他们向普罗旺斯公爵发出了请求，但是直到11月，他才离开哈姆，打算动身前往土伦。

普罗旺斯公爵的这个决定也受到了西班牙人的鼓舞，他们和英国打着一样的算盘，但是来到维罗纳之后，普罗旺斯公爵就听说土伦沦陷了。

他并没有要掩饰自己的痛苦，这样做是有理由的。

土伦只不过是因为担心国民公会的报复，才会把英国人召来，这样做他们自己也有些后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