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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占领下的欧洲17941799（第2页）

与此同时，从法国出发的另一些规模更小的远征军进展也并不乐观。

这其中包括沃尔夫·托恩的行动，他被俘后戴上镣铐押往都柏林，他后来引颈自刎，逃脱了被处决的命运。

1798年的爱尔兰起义没有任何真正的成功机会。

爱尔兰大部分地区没有受到影响，而涉足其中的大部分人对其法国盟友的事业的认识极为模糊。

后者在1798年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信心去支持爱尔兰，尽管它希望爱尔兰能同英国分离，或如很多人梦想的那样，至少成为英国的旺代。

在这革命的十年中，爱尔兰暴动算是规模最大的亲法起义了（如果不算1794年波兰反对列强瓜分的斗争的话）。

这既让统治爱尔兰的新教势力感到恐惧，也让他们在伦敦的支持者十分担心，后者一直没有什么可兴奋的事情，直到10月初传来纳尔逊胜利的消息。

另外，爱尔兰暴动中的死难者虽然不能与1794年11月4日华沙密集的大屠杀暴行相比，但它在三个半月的时间里仍造成3万人罹难。

这与法国恐怖时期的数字相当，而且历时较短，更何况爱尔兰的人口仅为法国的六分之一。

即使暴动以这样的或更小的代价获得成功，起义农民、受教育的城市领导者及其法国盟友的目标也并不清晰明确，或者说，他们彼此之间很难兼容。

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密谋者喜欢作这样的设想：一旦法国的解放者帮助他们获得自由，就会任由他们主宰自己的命运。

1796年7月，沃尔夫·托恩告诉一位法国将军：“如果我们成功的话，法国人毫无疑问将对我们政府的措施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不过，如果……他们明智的话，他们就不会打算进行任何直接的干预。”

[1]托恩至死仍抱有这种乐观看法，但他没有考虑到将军那并不乐观的答复：“情况可能必须如此，像现在的荷兰就是这样。

不过即使在荷兰，如果没有法国持续的监护，荷兰人可能又被执政者扭断脖子了。”

在法军到过的地方里，荷兰是个独一无二的地区，当地同情法国、支持革命事业的人众多。

1787年以后，爱国党人被赶入地下，普通百姓则对前来支持威廉五世的英国和普鲁士士兵无法无天的行径感到愤慨，于是大家都欢迎最初作为解放者到来的法军。

1795年的惩罚性和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今在荷兰掌权的那些人曾寄望于该条约发生影响力。

当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被从整个法国的墙壁上刷去时，第一个姊妹共和国仍在使用它们。

它正着手制定一部比古老的乌德勒支联盟更合理、更民主的宪法，但决定制定宪法的方式就花了一年时间。

在法国不断施压之下，他们最终达成的意见是，制定宪法的应是国民公会，而不是传统的等级会议。

因此这个制宪机构于1796年选举产生，但很快就因单一制国家的支持者与联邦主义者之间的争吵而陷入僵局。

更为激进的派别支持单一制，但思想更传统的议员反对，于是辩论僵持不下。

这时各爱国俱乐部试图以颇为奏效的巴黎方式来向国民公会施压。

这类做法中有一些引人注目，其中一次是5月阿姆斯特丹的国民卫队的兵变，它针对保守的市政当局。

这次行动被成功制止，没有酿成死亡事件，但此时巴贝夫密谋恰好在法国暴露，这让占领军对荷兰激进主义提高了警惕。

正如几周后沃尔夫·托恩被告知的那样，法国对巴达维亚加强控制显然很有必要。

从那以后，法国便持续向荷兰施加压力以支持单一制方案，法军也日益明显地在各大城市的街头出现。

所以，在1797年5月提出的宪法草案没有体现联邦主义的要求。

在8月的全民公决中，这部宪法没有取悦任何人，而法国大使的公开赞同则注定了它的命运。

宪法最后以108761票反对、27955票赞成而被否决。

于是政府只得再次选举国民公会，让其重新开始工作，但它很快又陷入僵局。

不过此时法国的果月政变已经排除了督政府和议会中的谨慎派，因此伟大民族更想在被保护者面前展现自己的权威。

荷兰舰队在坎培顿被摧毁之后，巴黎对于无能的巴达维亚人的蔑视之情只会进一步加剧。

果月政变本身就是走出政治僵局的优秀样本，最终也被效仿。

1798年1月22日，在法国人的策划下，被军队包围的国民公会驱逐了22名联邦主义者，其他人除了抗议，无能为力。

一个临时督政府宣布成立，以处理宪法生效前共和国的事务。

这样一部宪法的草案实际上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的几周只是对草案做了一些细微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