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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占领下的欧洲179417992（第2页）

农民知道，这些人掌权要归因于法国人，他们为了保持权力而对侵略者俯首帖耳，并且会利用权力来发财，如剥夺教会与独占收益。

法国人通常把意大利的农村叛乱比作旺代，或称呼叛乱者为朱安党人。

宗教和物质利益方面的双重怨愤，乡村与城市的对抗，使得意大利的起义者与法国国内的那种反革命典型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

但是，并非所有反对法国统治的人都是农民。

法国的占领、抢劫和敲诈也为城市生活带来严重混乱。

在1798年的罗马和1799年的佛罗伦萨，“玛利亚万岁”

的反法口号响彻城市上空。

不过，在城市中，地方性冲突通常也构成抵抗运动的基础。

在托斯卡纳，攻击教会引发的怨气可追溯到18世纪60年代。

由于法国人及其仆从没有取消自由贸易政策，在人口激增的城市，生活品价格一路走高，民怨沸腾，这种情形同样可以追溯到60年代。

至于犹太人，所有雅各宾派都曾保证改善他们的尴尬地位，但在法国人撤走后，他们也受到群众的攻击。

实际上，到1799年，越来越多的意大利雅各宾派也在背弃自己的恩人。

雅各宾派从来就不是团结的。

各地的温和派只希望重新开始18世纪80年代的稳定而有序的改革，在半岛的各个邦国，他们同急于谋求统一（必要时可使用恐怖手段）的激进派展开了斗争。

在法国人掌握了控制权之后，一直受挫的激进派于1798年开始制定雄心勃勃的密谋计划，有时他们还与法国的反督政府雅各宾派协调步骤。

1798年10月，督政府的一个消息灵通的代理人写道：“毫无疑问，此刻正在酝酿一个刺杀法国人的庞大阴谋……一些恶棍正在策划一起反对意大利各政府的新的西西里晚祷起义。

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些阴谋，但这些可怕计划的某些内容仍不为人知。

它涉及的是如何对这个深受憎恶的民族发动更为致命的战争，如果斗争再次开始的话。”

[14]在皮埃蒙特，密谋者甚至已经着手争取农民的同情。

1799年2月，虽然密谋者的动作被发觉，但朗格地区的农民还是在法国人即将兼并之前发难。

不过极具反讽意味的是，他们不是以宗教物品为标识和象征，而是举起了雅各宾派殉道者勒·佩勒蒂埃和马拉的小像章。

因此，当共和七年于1798年9月开始时，在法国人及法国大革命渗透的大部分地区，如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意大利，都发生了对法国人及其革命的群众起义。

1796—1798年，一场新的**席卷遥远的俄罗斯大草原，这也许与关于遥远西边骚乱的谣言有关。

但是，唯一重大的亲法起义发生在一个法国人还未到来起义就已结束的地方，而且，即便是在这里，爱尔兰的农民也对法国人的主张没有任何认识。

安贝尔的一个军官评论说：“上帝才帮助这些笨蛋，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多么不在乎教皇和他的宗教，他们肯定不会这么热心地指望我们的帮助。”

[15]到18世纪90年代末，虽然革命的法国在境外仍有数以千计的朋友，但他们的数量在急剧下降；它的敌人则数以百万计，而且与日俱增。

第二次反法同盟在纸面上承诺至少集结40余万人的大军，这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再加上敌视法国的群众，使得这个革命共和国面临着共和二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致命威胁。

1799年春天，当军事行动正式开始时，各地的抵抗运动大多被遏制或被压制到尚能承受的层次，不过在意大利，法军已经完全不能应付那里的抵抗了。

但是，四年来接踵而至的成功所催生的傲慢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克服的。

法国人率先向奥地利宣战，并在所有战线发起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