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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都铎王朝（第10页）

因为一方面亨利在16世纪40年代肆意挥霍，另一方面，平信徒要求通过提高国王任免权来分一杯羹，以及提高侍臣的薪水（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抗拒的）。

意料之外的后果包括：精美的教堂建筑遭大规模破坏，中世纪的金银珠宝被熔化，图书馆遭洗劫——这些都是“合法的”

破坏行为。

教士的士气立刻大减。

圣职授任的候选人数急剧下降；很少有人相信亨利的宗教改革与宗教生活、与上帝有任何联系。

在上议院，主教的消失意味着教会投票已经逐渐失效，使得两院中平信徒占了优势地位。

主教曾拥有任命五分之二教区神职人员的权力，当原宗教地产被出售之后，这些权力被转移到平信徒手中。

至于解散修道院的社会影响力，北方郡县受到严重冲击，因为北方的修道院比南方提供了更多就业和贫民救济，在国家经济中占据了更为关键的地位。

卡尔特教团在审判中称亨利是一个残忍的敲诈勒索者，但他们的裁决却忽视了一个更大的格局。

亨利革命的影响涉及之广，将远远超出英格兰和教会，因为王权至尊的理念诱使他企图在不列颠群岛建立领土更辽阔的“帝国”

。

他贪婪地盯着北方边陲、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渴望恢复前任君主们开启的更宏伟的殖民进程。

他的方针政策没有宏大的建国理论支撑，部分是出于对“教皇主义”

的恐惧。

不可否认，除了苏格兰之外，所有这些地区都已在都铎王朝统治之下——即使有名无实。

国王的令状传到特伦特河（Trent）以北地区，受到不同程度的轻视，边境地区、威尔士和盖尔族人居住的爱尔兰更是对之视而不见。

尽管亨利七世压制了“权力过大的”

臣民，但在边远地区，真正有影响的人仍然是拥有当地土地的贵族。

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边界，在地图上仍然没有划分清楚，长期以来一直是个问题：治安很差，小偷出入频繁。

当地的权贵维持着边境地区的和平，但他们的职务几乎都是建立在世袭的基础上，于是被敌手视为罪犯。

虽然这种批评有失公允，但亨利却听信敌手的话，特别是开始质疑吉尔斯兰的达克雷勋爵（Lilsland）的忠诚，指控其犯有多起叛逆罪。

越来越偏执的亨利开始相信一群地方贵族正在策划推翻他。

爱尔兰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因为在帕莱（thePale，英国在爱尔兰的管辖区，位于都柏林附近）以外，盖尔人的贵族是坚定的天主教徒，他们要么拒绝纳税，要么放弃古爱尔兰习惯法布里恩（Brehon）或习俗。

亨利七世曾把王权授予一个值得信赖的权贵家族：菲茨杰拉德家族（theFitzgeralds）的基尔代尔伯爵，以期获得他们的忠诚。

该家族凭借在盖尔人社区的实力，在帕莱地区拥有大批拥护者。

威尔士距离更近，那里的绅士也更顺从，但仍然存在威胁。

多年来，威尔士公国和领主管辖区域均无视英国法，管辖权冲突让嫌疑犯从一个领地逃窜到另一个领地。

陪审团成员的腐败很常见，在法庭甚至出现过动枪的事件。

亨利视威尔士为“天主教”

叛乱分子的避风港。

他对威尔士极为关切，因为从威尔士征来的税收和马匹，对王室军队越来越重要；而且，将部队派往爱尔兰的最佳路线，是通过威尔士的切斯特港。

1534年，克伦威尔派遣一支特遣部队进入威尔士，奉命铲除“教皇党人”

，依据英国法判处他们叛国罪和其他重罪。

1536年和1543年的《联合法案》让他的行动登峰造极。

该法案将中世纪公国和领主管辖区域纳入12个受英国普通法管制的郡，在威斯敏斯特有议会代表，并且建立以英国巡回法庭为蓝本的法律体系。

威尔士接纳了英国的法律和郡县行政管理模式，并成立了更新的威尔士地方议会和高等民事法院，来管理该地区的国防和司法体系。

威尔士完全接受了王室令状以及英国租地制度的原则。

与此同时，在一次钳形攻势中，亨利突袭了达克雷勋爵和菲茨杰拉德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