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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2（第3页）

18世纪的慈善行为有时会被遗忘——毫无疑问，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慈善绝大多数是自愿的、非正式的。

如果没有此前或随后有关慈善行为的官方或国家文件，它被遗忘是必然的。

然而，在捐赠和一系列教育、卫生和娱乐机构的维护方面，文件记录之丰富是令人惊讶的。

慈善常常带着施舍的态度，而且部分动机是为了阻止穷人对社会和政治构成的威胁。

但其他时期也有类似的慈善行动，而且救济的规模十分庞大。

典型的做法是向慈善机构捐款和建立社团，包括修建学校、向医院捐款、成立济贫所及监督福利团体。

在这方面，教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各个教堂——都参与其中。

而最不积极的，是被后来的改革者所斥责的英国圣公会的要人，包括主教、副主教、座堂主任牧师和大教堂教士。

然而，有关教会在18世纪的地位，存在一些矛盾现象。

该世纪早期“自然”

宗教的影响，使人们越来越重视行动而非信仰。

基督徒的行为要表现得像个基督徒，而慈善最能表达宗教热诚。

但是，理性的宗教无论多么仁慈，并没有给那些因缺乏教育或智力不足、不够理性的人提供太多的精神慰藉。

在自由主义倾向的影响下，所有主要教堂的精神能量明显萎靡不振。

由于自然神论者对三位一体学说的挑战，出现了神学方面的紧张关系。

受此影响，主流宗教在公众生活中的影响力明显削弱，暂时只有城市中产阶级提供一贯的支持。

农村地区的教会，依托于其部分神职人员的住所和个人承诺，继续开展其不太稳定的工作。

在城镇里，教会倾向于收缩，或者像“非国教徒”

那样去吸引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会众，因为他们有能力为贫穷城镇补充教士的俸金、装修或重建教堂。

结果是，由教会的叛逆之子卫斯理公会运动，给穷人在来世补偿今世所遭受的苦难以精神安慰。

卫斯理公会错综复杂，很难概括其重要性。

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本人就是牛津大学的高教会派观点和政治保守主义的知名学者。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他的影响力似乎表达了17世纪宗教的清教徒精神。

他自己的精神之旅好比一场暴风骤雨，极其冲动而不稳定。

但是，他赋予他的追随者的组织和纪律约束，却接近专制。

在神学方面，卫斯理是一位阿明尼乌派教徒；但加尔文主义对卫斯理公会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在这个领域，走在卫斯理之前的先行者是威尔士的格里菲思·琼斯（GriffithJones）和豪威尔·哈里斯（HawellHarris），以及英格兰的乔治·怀特菲尔德（GeeWhitefield）等。

对他们的敌人来说，所有这些人似乎都是危险的，甚至是煽动性的人物。

露天布道可被视为对教区神职人员独占布道坛的公开冲击。

从非专业权威的角度来看，卫斯理乐意向所有层次的人传播他的救赎福音，使得乡绅和郡民不寒而栗。

然而，他的政治观点是专制性的，他没有对社会秩序提出任何挑战。

他和他的追随者始终只关切一个问题：福音传道者是否能给所有人提供救赎，尤其是穷人，包括英格兰采矿和制造业的被抛弃的社区，他们往往被更时髦的神职人员所忽略。

他的成就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在他去世的时候，虔诚的卫斯理公会教徒大约只有七八万人。

然而，他不安分的生活和旅行引起的恐慌和争议，表明了他对乔治王朝社会的影响程度很。

卫斯理公会教徒被指控罪大恶极，其中一些指控相互矛盾。

他们的传道人既是罗马天主教徒又有清教徒，既有詹姆士党人又有共和党人。

他们一方面性虐妻子，另一方面却对她们施加影响，让她们放弃所有肉体的快乐；他们一方面垂涎其他男人的物品，另一方面却不允许别人使用世俗的商品。

对卫斯理公会的各种指控，明显说明卫斯理触及了当时一个有关良知的痛处，并暴露了信仰中的尴尬缺陷。

英国中产阶级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