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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8世纪2（第5页）

商业化的英格兰被称作新的“店主之国”

——人们常以为这种称法出自18世纪末的拿破仑，但实际上亚当·斯密早就使用过了。

乡村中产阶级（大多数是很快就获得乡村绅士头衔的佃农）和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在工业社会初期发迹的商人、医生和律师）大为不同。

尽管如此，这些人仍有很多共同之处。

他们往往都是注重个人奋斗，积极发挥自己的才能。

他们投入自己的劳动，从商业或职业的创业活动中获得利润——从这方面说，他们是真正的“资本家”

。

他们共同拥有、控制或经营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他们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在大小城镇都很少受到挑战；即使在许多农村教区，他们比高傲的寡头和贵族更能代表统治阶级，后者只是在白厅和威斯敏斯特显得更为重要。

这个阶级的主导基调，其务实的态度和坦率的商业逻辑，在方方面面都是清晰可辨的，尤其是它在教育中的影响力。

18世纪，英国教育表现欠佳，乏善可陈。

在这方面，对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时期所建学术界、文法学校和大学的调查显示，状况令人忧虑。

语法学校继续积极履行其向相对底层家庭的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但数量确实很少。

事实证明，大多数学校资金匮乏，难以满足或无法摆脱他们的控制人的贪婪。

他们中，任教的神职人员经常做得最好；但他们工资低微和缺乏支持，普遍被沮丧情绪困扰。

英格兰的大学给人一种自满和懒惰的印象，特别是将之与苏格兰同行相比的话。

在边界以北，学术生活的特点是宗教冲突甚至偏执。

但它也显示出苏格兰启蒙运动欣欣向荣、极富活力的迹象。

在道德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医学科学等多个领域，苏格兰对欧洲和整个时代的贡献是巨大的。

英格兰大学的水准则远远不够。

它们的职能，部分是为了训练其神职人员，部分是为了给上流社会和富人提供广泛的教育。

它们表现出比一般情况更多的热情。

像牛津大学赫特福德这样的新基金会提供的创新性教学，或者剑桥数学奖学金的真正进步，绝不能证实罗兰森的印刷品或反教会宣传所给人的印象。

即便如此，它们显然也不能满足中产阶级的要求。

但事实是，文法学校和大学的设立原本就不是为了中产阶级。

在缺少文法学校和大学的情况下，中产阶级采用捐款和收费的手段，创办了大批务实、进步的教育机构，来培养中产阶级的孩子，为各行各业和商业界提供劳动力。

这些学校往往是昙花一现，当它们消失时，很少留下痕迹，以至于维多利亚时代吹毛求疵的人认为，它们从未存在过。

即使是18世纪最大的学校，包括北安普顿和沃灵顿的不信奉国教的学院——即使是同类学校中最好的学校，不久以后也消失了。

但与此同时，他们提供了商业阶层所依赖的基本的、朴实无华的教育。

结果显然是促使一种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它具有明确的务实主义色彩。

如果说，曾经有一个英国启蒙运动，那也许就是实用主义思想的启蒙。

18世纪中叶，使人们着迷的既不是神学论战，也不是哲学思辨，而是应用技术。

成立于1758年的技术学会，十分恰当地表达了这种精神。

也许学会成立初期最具争议的项目是：通过公路，将水产品从沿海运到伦敦的计划，该计划打破了泰晤士河鱼类经销商的垄断地位，并大幅降低了这种重要又有营养（这一点得到特别强调）的商品的价格。

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有点奇怪，但它的目标非常实用。

技术学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但它只是许多正式和非正式、持久和短暂的俱乐部或协会中最著名的一个；这些组织依赖于人们对科学或伪科学知识的兴趣。

这种兴趣，在地方各郡和首都一样热烈。

同样，与伊拉斯谟·达尔文和月球协会相关的利奇菲尔德圈，也是许多业余团体中十分著名的，这些团体对科学的态度一丝不苟。

它们所催生的文学潮流，让我们粗略地了解到：普通公众对科学问题的兴趣日益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