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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革命与法治（第1页）

第八章革命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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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1851）

克里斯托弗·哈维（ChristopherHarvie）

对革命的思考

1881年，年轻的牛津大学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发表了《关于工业革命的系列讲稿》（LetheIndustrialRevolution），把这一时期跟“玫瑰战争”

视为英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

。

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个“两个重要的革命的时代”

（法国的政治大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但这种提法也具有一定的误导性。

虽然攻占巴士底狱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可工业化的影响是渐进的、相对的。

这场革命，只是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才突显出来，“革命”

的概念，对英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英国人对这个词感到不寒而栗——而对那些近距离接触革命的欧洲人来说，意义更大。

事实上，是一位法国人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法国经济学家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Blanqui）于1827年首次使用了“革命”

这个比喻，而卡尔·马克思（KarlMarx）在1848年之后让“革命”

这一概念在欧洲流传开来。

这使得历史学家的任务变得棘手，因为需要平衡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和当时的意义。

前者引导我们去关注工业变革，即在不起眼的工厂里开发的新工艺；后者让我们了解：在工业时代之前，削弱统治阶级势力的过程是多么缓慢，而在科学时代，宗教势力是多么顽固。

大约在1830年左右，人们才意识到了实质性和永久性的工业变革；又过了20年，中产阶级才开始相信：工业革命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对于这些变革，难道没有确切的记载吗？从理论上讲，有。

但是，“事实至上”

的时代是如此变化莫测且过于强调个人的作用，以至于记录和评估事实变得很不容易。

直到1801年，英国才有官方人口普查——在那之前，关于英国人口是在增长还是在萎缩，存在着极大的争议。

虽然这次人口普查随后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涵盖职业和住房条件的社会分析工具，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1791年至19世纪60年代之间，由地形测量局分阶段进行的全国性系统测绘，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自由放任”

的意识形态和政府采取的紧缩政策，对数据的统计汇编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受到监管或被征税的商品或企业减少了（相比之下，大陆的集权国家在积极收集它们的小型工业企业的数据）。

因此，在英国，围绕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关于工业化是否对民众有益，仍然存在争议。

此时，现代政治隐约出现了。

汤因比的同时代人同意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即到1848年，资本主义工业化未能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

1917年以后，苏俄似乎展示了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有计划的工业化”

。

但是，这种模式很快暴露了其代价，那就是牺牲人们的生活和自由。

关注“发展中世界”

的自由派经济学家重申，要通过自由市场运作实现工业化。

他们认为，虽然英国资本主义在短期内仍要面临投资资源短缺的难题，但他们实际上做到了既刺激了投资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对“工业化是否对人民群众有益”

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