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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我与英国政治领袖（第3页）

他是卡内基丹弗姆林信托的主席，是最早的也是最热情的职员，为了本地的利益而忙碌。

马克白牧师在演讲中提醒观众，被授予这样的荣誉市民称号的人很少，目前在世的只有三个人获此殊荣——国会议员，后来成为首相的H.坎贝尔-巴内曼；前印度副总督，后来担任殖民部长的丹弗姆林的埃尔金伯爵；还有我。

对我来说，这是很好的组合。

我自己是完全没有机会达到这么高的官位的。

埃尔金伯爵是布鲁斯的后代，他们家族的墓室在丹弗姆林大教堂中，他的祖先就安眠于大教堂的钟下。

我前面写到过斯坦顿部长如何在一群人中选出格兰特将军，说他不可能是指挥官的事。

伯爵也很容易让人犯类似的错误。

当苏格兰的大学着手改革时，伯爵是委员会的二把手。

当保守的政府成立波尔战争委员会时，伯爵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被任命为主席。

当上议院的决定引起了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的极度混乱后，埃尔金伯爵又以主席的身份去解决这件事。

国会把他的报告具体化，形成一份议案，又是他带头进行实际操作。

当苏格兰大学基金需要挑选受托人时，我告诉巴尔弗首相，我认为埃尔金伯爵作为丹弗姆林的大资本家，有能力担任主席一职。

他说在英国，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因此他批准了。

后来，约翰·莫立以一个丹弗姆林信托成员的身份（当时他还没当上主席）对我说：

“我曾经以为埃尔金是我见过的最高高在上的，麻烦不断的公众人物，但是现在，我知道他是最能干的人之一。

他不会夸夸其谈，而是默默地干实事。”

这就是布鲁斯国王的后裔，谦虚和智慧的结合。

一旦得到了一个荣誉市民称号，就开始不断收到类似的荣誉。

1906年，在伦敦，我连续六天被授予了六个地方的荣誉市民。

接下来的一周，又得到了两个荣誉，我只得早出晚归地去出席授予仪式。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仪式肯定很单调，其实不然，每一次的授予仪式都有所不同。

我遇见了许多杰出的人士，包括各地的市长、镇长和市政要员等，每个地方都有自身的情况和问题，也有自身的成功和失败。

大体来说，人们最关心的是本地区的发展问题。

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小世界，市政府是一个小型的内阁，市长就是首相。

大家都对本地的政策感兴趣，而对外交事务漠不关心。

还要处理城市之间的问题，比如与邻近城市共用的水资源、天然气或者电力的输入，都要通过协商，决定是同意结盟还是分开。

地方政府的不同，最能体现英国和美国的差别。

在英国，一个家庭的好几代人都一直住在同一地方，对于家乡的热爱与日俱增。

如果父亲当上市长，这能激励儿子去继承父亲的职位。

由此营造出的城市自豪感是无价之宝，能够让大家对家乡的眷恋感达到顶点。

当时他们竞选议员是为了给家乡作贡献。

对那些优秀市民来说，这是一个实现抱负的可靠方法。

很少真正有人看穿——国会议员几乎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因为需要住在伦敦，但是没有任何补偿。

然而，这种做法很快就会作出调整，英国会按照国际惯例，给立法者相应的报酬。

之后，也许还会效仿其他国家，把国会会议改到白天，让议员们能精神抖擞地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他们不必像以前，在完成本职工作，吃过晚餐后，身心俱疲地继续国会的工作。

英国的市镇议会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清正廉洁，热心公益，为家乡而自豪，全心为家乡服务。

美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改进，但还是远远地落后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