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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都门学（第2页）

这个学派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不太注重从经典中发挥出实用的微言大义，而是注重学术化的考订文献、训诂章句。

二是更加复古，特别注重发掘经典中属于周代封建宗法和礼乐文化的内涵。

这一点具有特别的价值，因为本朝中央皇室的权力渐趋薄弱，而士大夫往往靠着世世传习经学而充当帝国公卿；同时，他们还靠着宗法制度聚族而居，组织起一种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庄园经济，形成左右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世族或者豪强。

在他们的心目中，现实中的帝国君主和郡县制统一国家的地位，渐渐让给了儒学的理想和宗族门第。

征辟和察举的途径，也受他们的影响。

因此，门第道德、名节、博学，就成了他们的标榜。

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锢事件，尽管是大是大非之争，也未尝不暗含了一点中央皇权和地方士族势力之间争斗的意味。

而大汉消亡后至隋唐间三百多年的历史，正是土族统治天下的时代，此间，古文经学却被立为学官。

总之，古文经学到这个时候，似乎开始适应起时代的需要了。

世祖皇帝本人出身士族，他有喜好古文经的倾向。

肃宗孝明皇帝同样如此。

因此，自世祖皇帝朝，就有人要求立古文经为学官。

不过，他们都遭到了刘歆的下场。

孝章皇帝朝曾以扶植微学的名义，诏选天下高材生进京学习古文经。

但古文经未能争得学官。

学术会议在本朝也开了好几次，最著名的一次是孝章皇帝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经学大会。

今古文的重要派别都有代表参加，争吵的结果，仍以今文为主流，但古文经的一些内容也被吸收。

今古文经学各自内部的相互分歧，使得经典的文本更加复杂。

本朝的太学生员大大超过前朝，他们都希望考试的经文符合自己学派的文本。

加之他们不太愿意专守一家之说，兼通并学，因而在试卷中杂引诸家的观点。

因此，帝国不得不组织人力校订厘正经文。

蔡邕他们的校勘，已是第四次大规模的行动了。

其实，蔡邕和卢植等同事们都通古文，但作为官方经学的定本，他们仍决定用今文经典作底本。

他们一起给天子上书，要求公布定本，天子欣然同意了。

这时，中官李巡对天子说：有的博士为了弟子在试场中争高下，竟然贿赂皇家的写经手，改动官本简册上的文字，吻合于他们的私家传本。

这引起了大家的重视。

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由蔡议郎亲自用隶书写定经文，刊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

这一年的三月，四十八块高一丈、宽四尺，正反面都刻有文字的石经矗立在太学讲堂前的东侧。

计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及《春秋公羊传》、《论语》。

蔡议郎一手好字，端庄浑厚中不乏清逸之气。

一时间，京师和从外地赶来观看、摹写的人众，络绎不绝，车马相继，填塞街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