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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的幻觉（第2页）

大汉的开国君主高皇帝和他的战友们是一帮平民的代表，他们的理想是把土地分给单个的小自耕农家庭，然后由帝国的官吏向他们收取赋税，征用劳役。

男耕女织，饱食终日，君民相安，天下太平。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社会结构，在刚刚经过战乱之后，大汉有可能组织起这样的社会，并且有能力统治这样的社会。

但是，随着如此庞大的帝国极其复杂的日常生活的展开，这一简单的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与错乱。

人口的增加，土地需要的扩大，商业的开展，剩余资金的投放，社会阶层的升降，帝国行政机构的延伸，加之天灾人祸、对外战争等等，帝国最基层土地的主人不断地更换着。

其主要趋向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

这些少数人来自帝国的贵族、官僚、商人、地方豪强、世家大族以及善于经营的农民，他们得到土地的方法有很多，主要是通过买卖，当然，其中不乏巧取豪夺的手段。

按说，私有财产的扩大对帝国政府并非一件坏事，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财富总数的增加，帝国只要出台相应的管理政策并且改变税制，就可以重新适应和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

可是，有一个基本原则是帝国无法更变的，即土地是帝国的财产，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土”

。

土地只有一种合法的分配方法：由政府向农民授田，或者向勋贵们赏赐。

一切民间自由进行的土地贸易都是非法的。

因此，本朝采取打击土地兼并和限制私有财产的政策以维持较为原始状态下的小农经济，从而保证政府能用简单的行政方式和道德教条统治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

正因为如此，帝国的政策开始与社会发展的规律背道而驰。

土地的兼并者，一方面不能向国家公布他的土地数目；一方面，他也就无法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向国家缴纳相应的赋税；同时，他也不会保障原土地所有者的生活。

帝国既无法律肯定臣民享有私有财产的权利，臣民们也就无法向帝国尽自己的义务。

可更为悲惨的命运却降临到了丧失土地的农民身上，没有了土地，他无法承担政府规定的赋税，他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成为土地新主人的雇佣；二是离开家园，成为流民，而这两种出路，都是以放弃自己的公民身分为代价的。

他们的梦想有两个，一是最现实的：吃饱肚子，穿上衣服；一是最不现实的：生活在一个比大汉的社会还要好的社会之中，这个社会仍然用大汉君臣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两个字——“太平”

来形容，但必须绝对平均、无私、和谐、道德、无阶级、无政府、无法律、无剥削、无天灾、无疾病。

孝和皇帝以来，土地兼并更加迅速，流民规模逐年增大。

由于帝国的土地和财富聚集在大土地的拥有者手中，帝国一面要限制、打击他们，一面又不得不与他们妥协，从他们手中尽可能地多征收钱财，而帝国在如此窘迫的财政状态下，还必须赈抚和安置流民，这实在是一件没有希望的事。

难怪当今天子要卖官鬻爵，因为国库里面已没有供他花销的费用了。

从本朝末期一些思想家们遗留给后世的著作中可以发现，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豪民们占有成百上千顷的土地，奴婢牛马、金银珠宝无法计数，富过王侯。

在帝国的户口簿上，仅为一户，但他们却役使着成百上千户的人家。

可那些流民们，已经无衣无食，甚至到了“裸行草食”

和“人相食”

的地步。

这样，张角的宗教团体便成了流民们的归宿。

由于信仰的作用，张角的信徒中也不乏地主、富商和官宦，集中了不少的财物；流民在他的宗教大家庭里，可以憧憬他们的梦想；而地方官吏也感到张角的宗教解决了令他们头痛的社会问题，因此也有好感。

所以，杨赐的上书中提出了让地方官吏安置或送回流民，孤立张角的教团，然后再诛杀魁首的策略。

刘陶的上书指出了更为迫切的问题：据他的侦察，张角的党羽已经潜入京师，活动于民众和官宦之中，大有觇视朝廷之意。

应速加侦缉，并诏令天下，以重赏募收张角。

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的上书被把持中书的中官们“留中不发”

了。

事后杨赐因故离职，无法问及。

刘陶向天子打听此事，天子王顾左右，让他把《春秋》编得有些条理，以便自己阅读。

刘陶无奈，只得去图书馆消磨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