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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967—1970维珍初创:唱片发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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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夏季学期结束时,乔尼·吉姆斯和我搬进了他父母住所的地下室,那个地方位于伦敦的康诺特广场,就在爱德华大街附近。
我们设法说服瓦妮萨·雷德格雷夫[1]改变主意,为了让《学子》获得成功,不要光给予它最好的祝福,还要接受我们的采访。
这次采访是我们事业发展的转折点,因为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撰稿人。
我们的撰稿人名单逐渐增加,甚至包括了戴维·霍克尼[2]和让-保罗·萨特[3]这样的人物,如此一来,我就更容易说服一些潜在的广告客户,让他们相信在《学子》上打广告是物有所值的。
整个夏天,乔尼和我都住在地下室里。
房间阴暗、潮湿,家具很少,连我们睡的床垫也是放在地上的。
这个地方很快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垃圾堆,到处是废纸、脏兮兮的咖啡杯以及炸鱼薯条的包装纸。
我们成天饥肠辘辘,有时会溜到楼上,突袭乔尼父母的冰箱。
偶尔,妈妈会闯进门来,手里拎着野餐篮。
“红十字会的救济食品到了!”
她大声叫道,“你们俩上次洗衣服是什么时候?”
然后,我们就在地板上铺一张床罩,狼吞虎咽起来。
有一天,她拿出100英镑的现金给我们。
妈妈在夏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捡到一条项链,把它交给警察。
过了3个月都无人认领,于是警察就让妈妈把项链拿走。
她知道我们缺钱,所以来到伦敦,卖掉项链,把钱给我们。
凭这100英镑,我们付清了电话费和邮寄费,得以维持好几个月。
如果没有这笔钱,我们早破产了。
彼得·布莱克曾给披头士乐队的专辑《佩珀军士》设计封面,并因此而出名,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幅图,上面是一个学生。
这期杂志的封面很朴素,白色的背景中只有两处红色。
一处是杂志的名称“学子”
,另一处是那个学生打的领带。
另外,彼得·布莱克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他的开场白令人难忘:“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如果没穿衣服,那就是个精彩的话题,我对此特别感兴趣。
她会教你怎样画画,当然还得加上透视法和解剖学。”
我正在飞快考虑当画家的好处,他又继续口若悬河地指出“学生权力”
的危险性——这可是当时很有争议性的热点话题:
我认为学生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力,不应该得寸进尺,凌驾于教师之上。
此刻我并不喜欢作为群体的学生。
我认为他们对自己评价过高,成天夸夸其谈,动不动就抗议,有那么那么多的权利。
我认为,有些人作为学生,会在各种活动中陷得太深。
不管怎么说,学生没那么重要——他们学习的目的不就是长大成人吗?学生们不应该觉得自己就该到处控诉。
或许是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他们通常面对的职业记者那样盛气凌人,所以,有些撰稿人会向我们透露内情,发表一些令人捧腹的生动评论。
杰拉德·斯卡夫描述自己的工作说:“我总是在画画——这是精力问题。
我永远无法搁笔停下。
它跟吃饭一样,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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