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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671970 维珍初创 唱片发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机（第8页）

在他们的顾客中，也许只有我光着脚走进去，要求获得1000英镑的透支额。

在《学子》存在的那些年中，拉广告一直都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尽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显然《学子》仍赚不到钱。

我开始想出各种办法让它朝其他方向发展，提高它的知名度，如创办《学子》联合会、《学子》旅游公司、《学子》住宿中介公司。

我并未把《学子》视为名词，或把它自身当作目标；而是把它视为形容词，一个能让人们从中辨认出某种关键价值的词语，是整个一系列服务的开端。

用20世纪70年代的话说，《学子》杂志及其倡导的一切都应该具有“嬉皮”

风格。

《学子》是个灵活的概念，我想探索这种灵活性，看我能把它推动多远，它会走向何方。

在这方面，我有点疏远我的朋友们，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杂志以及他们希望报道的学生政治上了。

彼得·布莱克说，有朝一日，学生革命以及参与其中的学生都将变得过时，他似乎说得很对。

然而，30年后回过头来再看看最初的几期《学子》，我却惊讶地发现，情况并未发生多大变化。

那时，《学子》登载了尼古拉斯·加兰的“特德·希思”

漫画，多年后，这个漫画人物仍然存在，直至加兰去世。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戴维·霍克尼、达德利·摩尔和约翰·勒卡雷都仍然有很高的新闻价值，而布莱恩·福布斯和瓦妮萨·雷德格雷夫——或者，至少他们的女儿们——也仍然出现在新闻里。

地下室的生活乱成一团，但无所不包，乱中有美，正是在这种混乱中，我逐渐茁壮成长起来，此后也一直如此。

我们从来就没什么钱，却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们是一个亲密和睦的团队。

我们一起工作，因为这有趣，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起生活很快乐。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就开始来采访我，来看看我们在忙什么。

我们创造出一种可以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完美方法。

他们到来时，我就会坐在桌旁，用胳膊肘夹着电话。

“见到你真高兴，请坐。”

我会一边说，一边向记者招手，让他们坐在我对面的懒人沙发里。

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坐得舒服点，他们会在别扭的椅子上不断调整姿势，并从褶层里掸掉鹰嘴豆泥残渣和一堆堆烟灰，这时，电话就会响起来。

“谁能接一下电话吗？”

我会问道，“现在——”

我把注意力转向记者，“关于《学子》，你想知道些什么？”

“泰德·希思[9]打电话找你，理查德。”

托尼在对面叫我。

“我会给他回电话的，”

我扭头说道，“现在，关于《学子》，你想知道些什么？”

这时候，记者正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看托尼跟泰德·希思说：“很抱歉，理查德正在跟别人会面，他会回电话的。”

稍后，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托尼拿起电话。

“大卫·贝利[10]找你，理查德。”

“我待会儿给他回电话，不过，你帮我问问他，我们把午餐约会的时间改一下可以吗？我得去趟巴黎。

好吧——”

我会对记者抱歉地咧嘴一笑，“——现在，我们说到哪儿了？”

“我只想问你——”

电话铃声又响了。

“很抱歉打断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