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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19671970 维珍初创 唱片发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机（第10页）

我以父母的名义租下这所房子，这样，作为房主的教会委员们，就不会认为我们在里面从事经营。

父母喜欢新闻业的刺激。

爸爸是个出庭律师，留着短发，周日上教堂时穿着运动夹克，打着领带。

如果遇到一个长发及腰且一个月都没刮脸、没洗澡的人，他和妈妈跟对方交谈都从不会有丝毫偏见。

每过半学期，林迪就会来阿尔比恩大街待几天，有时假期也来。

她帮助我们分发《学子》，并且爱上了一连串为杂志工作的男人。

我和戴比有过短暂的恋爱关系，她是住在阿尔比恩大街为杂志工作的姑娘之一。

有一天，她跟我说她怀孕了。

我们俩都吓坏了，明白自己根本没准备好养孩子。

戴比决定流产。

我打了一通电话，意识到要处理这事显然很难。

除非能证明戴比在精神或医疗方面有问题，否则，她就不能凭借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流产。

我们急疯了，给所有属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医院打电话，看是否有办法克服这个困难。

我们企图找私人医生，却发现这要花费400多英镑——可我们根本没钱。

我走投无路，最终设法在伯明翰找到一位好心的医生，她答应安排手术，只收50英镑。

手术后，戴比和我意识到，肯定有很多年轻人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却求助无门。

如果通过一个电话就能找到合适的医生，那肯定会好得多。

问题不单是意外怀孕，如果你需要心理帮助，或者染上了性病，却不敢向那位可敬的家庭医生承认；或者离家出走，找不到住处，那该怎么办？我们将学生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决定做点事情加以改善。

我们将公布我们的电话号码，寻找最优秀且最乐于助人的医生，列出他们的名单，然后看谁会给我们打电话求助。

学生咨询中心打出广告：“把你头痛的事情交给我们。”

我们顺着牛津大街散发传单，又在《学子》上做广告。

很快就有电话打进来了。

很多医生同意免费或以最低收费提供服务，其中既有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医生，也有私人诊所的医生。

就这样，我们建立起一个专家网络，向需要的人推荐他们。

在我们接到的电话中，很多都跟怀孕或避孕有关，但我们这里差不多也成了男女同性恋者聚集中心。

很快我们就明白过来，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寻求我们的建议，不如说是想找个约会的地方。

这说明同性恋者要过正常的社交生活是多么困难。

学生咨询中心占用的时间开始超过《学子》杂志。

我会在凌晨3点被电话铃声惊醒，然后与潜在的自杀者聊一个小时；建议怀孕的女孩找哪个医生最好；给某个染上性病后吓坏了、不敢告诉父母或去看医生的人写信。

然后，不管剩下的时间多么有限，都用来管理杂志。

我们发现，在我们处理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很多青少年都无法向父母说出心里话。

听着别人的故事，我才意识到，自己与父母关系融洽是多么幸运。

他们从不对我做出评判，总是支持我，总是夸奖我的优点而非批评我的缺点。

在向父母承认自己的问题、忧虑和失败时，我不会有丝毫犹疑。

我们在学生咨询中心的任务，就是努力帮助那些陷入麻烦却求助无门的人。

因为学生咨询中心和《学子》杂志，我们在阿尔比恩大街的生活狂乱，不分昼夜，任何时候都有很多人出入这所房子，搅得邻居们心烦意乱。

他们的抱怨招来教会委员会检查员的定期拜访，以确保我们没在这里做生意。

这些拜访如同一出西区滑稽剧，制造出有规律的紧张感。

来检查之前，委员们必须提前24小时通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