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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9982005 进入最后的边疆太空（第2页）

“我的意思是，我们能给你提供什么个人帮助？”

我的脑子一阵眩晕，他在向我提出行贿。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说，感到又惊又气，试图给他机会闭嘴。

但是他没有。

“在生活中，人人都需要东西。”

斯诺登说。

“谢谢你，”

我回答道，“我非常成功。

我每天除了一日三餐，别无他求。

你唯一能帮助我的地方就是为我们的投标提供技术服务。”

说着我就站起来，离开了温室。

我不想再跟这个人打交道。

当约翰·杰克逊和我试图联合投标全国彩票，以便将数百万英镑捐给慈善机构时，这个人居然企图通过行贿让我退出投标，好让他的投标获得通过——这不仅会减少善款，同时也会让他个人及其公司变得更富有。

我大步走下楼梯，来到洗手间，把他说过的词草草记在一张纸上。

以前从没有人向我行贿。

然后我回到楼上，约翰和我把斯诺登赶出了这所房子。

“我没有弄错，是吧？”

我问约翰，“那是行贿，不是吗？”

“确定无疑。”

约翰告诉我。

后来，约翰·杰克逊告诉我，当盖伊·斯诺登说出那番话时，他惊讶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

长话短说，在随后的诉讼案中，陪审团做出了支持我而反对盖伊·斯诺登及天科电子公司的决定。

我已故的“御用”

律师顾问乔治·卡曼当时在他的总结中说，一个人的诚实名声是最重要的东西，比享受商业成功更重要。

盖伊·斯诺登是“在错误的地点和时间，向一个错误的对象，说出了错误的话”

。

1999年，当全国彩票许可证又一次进行招标时，我决定和一个非营利机构再次提出投标，接管彩票。

我确信，新工党对我们1993年提出的非营利方法的重视最终会得到尊重。

就像从前一样，我在维珍的大多数亲密顾问试图说服我不要投标，因为与卡默洛特之间的争斗——几乎没有顾问认为我们能够赢——会损害维珍品牌。

但我对此充满热情，决定出手，于是便拿起电话，联系我的老朋友西蒙·伯里奇，开始行动。

在这两次招标期间，他担任智威汤逊广告公司的总经理，但对人民彩票的原则，以及我们做出投标决定后必然与卡默洛特公司发生的冲突，都充满热情。

西蒙是个直来直去的人：“我一直在密切关注卡默洛特的事情，理查德，我们在1993年投标时的所有预测都变成现实了。

彩票销量像块石头一样直线下降，天科技术是一堆废物，他们的游戏非常没劲，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设备供应商，我想我们肯定能赢！”

他立即开始工作，直接把从安妮·利奇和约翰·杰克逊到哈勃特和刘易斯律师事务所的科林·豪斯在内的所有人召集起来。

跟1993年的竞标团队相比，只少了威尔·怀特霍恩，他再次强烈地感到，在维珍和后来所谓的“人民彩票”

之间，应该有着明确的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