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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06 富可敌国后我想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第8页）

这实在是惊人。

我们能够给予的帮助就是为这些女性投入资金，她们已经看到了这种需要，当上代理妈妈和女舍监。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人真正思考过，一个需要培养情感的孩子，在没有大人的关爱与照顾下长大，将会发生什么。

我环顾四周，这么多孩子，玩耍着，将一顿简单的饭菜塞进肚子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在这间小小的锡皮屋里，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睡觉。

我问道：“这些孩子睡在哪里，诺拉？”

她笑了：“他们就像随处栖息的鸟儿，晚上会朝四面八方散开，找个安全的地方睡觉。

早上，他们又像椋鸟一样回来吃早餐——不管怎样，我总会设法找点东西给他们吃。”

我自叹弗如又激动万分，同时也感到愤怒。

如果他们的母亲服用过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她们就应该仍然活着，照顾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被殡葬业者用作赚钱工具。

“海星”

已经给予诺拉帮助，但我们仍给了她一些钱，帮忙支付各种费用。

我们跟来自维珍联合基金会的志愿者一起工作，扩大了诺拉的小屋，在侧面加以扩建，好让孩子们在这里睡觉，然后我们为她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炉子，允诺立刻给她供应煮饭的燃料。

我们无法让诺拉的孩子们全都拥有自己的家，但我们能够帮助诺拉以及她这样的女性。

悲哀的是，非洲大陆是全球少数艾滋病发病率继续上升的地区之一。

据估计，到2010年，单是南非就将有大约300万孩子成为孤儿。

现在，我们向两个社区日托中心提供支持。

10月，我们又跟卢姆巴信托基金会一起为另外5个提供支持。

那一次，谢丽·布莱尔[1]跟我们一起前往，启动这些项目。

想想英国和美国，我们有那么多资源。

这实在令人灰心，我们需要竭尽全力阻止这种荒谬的局势继续下去。

当然，有几次，我表现得非常激动，包括在卢姆巴信托基金会举行的那次正规晚宴上。

人们不应该死于可预防和可治疗的疾病——不管他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

我认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因艾滋病而失去自己的员工都是错误的，所有公司都应该承诺鼓励自己的员工自愿去做测试，确保他们及时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避免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变成艾滋病患者。

我们首先从自己的公司做起，于是我的妻子琼和我开始召集所有为我们在丛林里工作的人。

然后，我们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做艾滋病病毒测试，并设法让尽可能多的人接受测试。

他们大多数人测试了，我们也邀请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年轻人来现身说法，解释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怎样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以此为例说明这个计划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专门为非洲人制作了两部电影，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解释身体是怎样工作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是怎样产生效果的、免疫系统是怎样运转的、当CD4细胞的水平降到200以下后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人们不断死去、他们怎样避免死去以及安全套可挽救生命等。

在我们的一家南非公司员工的检测中，有近24%的人的HIV测试都呈阳性。

我担心这个数字跟平均水平差不多，这基本上意味着，如果无法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我们这24%的员工就将在六七年内死去。

我们明确表示，将向任何CD4细胞的水平降到200以下的员工免费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我们还在维珍全球各地的公司开展“0%挑战”

活动，目的是确保维珍员工没有一个死于艾滋病，确保0%的员工HIV检测结果为阳性，确保HIV阳性的怀孕女员工0%地将病毒传给婴儿。

这也包括在我们公司内零容忍歧视HIV阳性员工的行为。

我们成立了一个“作战室”

，帮助协调并联合多家在非洲试图征服各种疾病的组织。

“作战室”

会把各种问题整理出来，寻找最好的操作方法，启动并最大化地利用各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