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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2页）

此时特指古希腊或者地理上正被土耳其人占领着的希腊地区。

已经于1453年灭亡的君士坦丁堡的王国需要一个独有的称谓，这就是“拜占庭的”

（byzantinus）这个形容词产生的背景。

这个词比“君士坦丁堡的”

（opolitanus）更为简便，同时带有让人愉快的“古典”

光环。

现在，人们可以使用“拜占庭文献”

（scriptoresbyzantini）、“拜占庭历史”

（historiabyzantina）和“拜占庭帝国”

（imperiumbyzantinum）这些概念了，尽管由历史学家路易·库赞（Louis）撰写的最早的关于拜占庭的大部头史书（1672—1674年完成）依然被冠以《君士坦丁堡史》（Histoiredeople）之名。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早一部在书名中使用“拜占庭”

这一名称的英语作品是乔治·芬利（GeeFinlay）于1853年撰写的《从716年到1057年的拜占庭帝国史》（HistoryoftheByzantineEmpirefrom716to1057）。

在英语世界中，“拜占庭”

（Byzantium）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个帝国而非那座城市的现象要到20世纪时才变得普遍，而在法国、德国和俄国则要更早一些。

这样，当“拜占庭”

这个概念不再带来不便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方便的术语。

在合理的界定下，拜占庭必须被视为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直接延续者，即罗马帝国在语言和文化上受到希腊影响的那个部分。

作为一个延续的概念，它没有起始，尽管一些有象征意义的日期已经被用来当作其历史的开端：如戴克里先登基（284年）、君士坦丁堡奠基（324年）、君士坦丁堡落成典礼（330年）、将基督教作为帝国唯一排他性的宗教（380年）、帝国被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395年）、西部帝国的灭亡（476年），乃至利奥三世（LeoⅢ）自立为王（716年）等，其中最后一个时间点目前依然被《剑桥中世纪史》（TheCambridgeMedievalHistory）采用。

对于这些日期，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

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很可能更应该归因于感觉，而非一种“客观的”

、被假定当作历史分期基础的标准。

对于我们来说，罗马是我们的文明之源，根据我们的定义，它属于古典世界的范畴。

当我们凝视着和平祭坛（AraPacis）、图拉真圆柱（Trajansn）上的浮雕，抑或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骑马的雕像时，我们是在和罗马的精神进行交流。

但是，当我们在拉韦纳（Ravenna）圣维塔利教堂（SanVitale）著名的描绘有查士丁尼（Justinian）的镶嵌画前沉思时，我们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它所描绘的不再是一个自然主义风格的宗教仪式画像（敬奉一个圣杯），而是一个圣像。

查士丁尼头顶光环，他和他的随员们正面对我们，身后则是金光灿灿的背景。

我们没有即刻理解艺术家的意图，他表现的是一个向右侧行进的队列，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物虽以正面示人，却都踩在彼此的脚尖之上。

在我们的眼中，圣维塔利教堂的查士丁尼看起来是一个纯正的拜占庭人；然而真正的查士丁尼，这个操着拉丁语、征服了意大利和北非的罗马法最伟大的编纂者，却将自己看作一个纯粹的罗马皇帝，他的后人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要把分期线划在何处呢？如果能够不再徒劳地寻求一个从罗马到拜占庭转型的精确时间，而去寻找一个或几个更宽泛的、见证了深刻变革的时间段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两个这样的分期带。

第一个可以被定位在4世纪，第二个则大约在575—650年。

这两个时间段的性质并不相同。

第一次转变更多地发生在文化领域，而非政治领域，它与基督教被当作国家官方信仰联系在一起。

这一说法并非排斥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其他更有形的变化，如国家机器在行政、军事以及财政方面发生了彻底的变革（财政方面的变革在戴克里先时期就已出现），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得到发展，皇帝的主要驻地东移到君士坦丁堡，以皇帝身边机构为基础的一个新精英阶层开始出现等等。

然而，如果从一个长时段予以审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增加省区数量，不是引入税收普查，也不是改革货币，而是将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帝国所有臣民，并压制那些异见者。

第二个切口（coupure）则更为明显和令人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