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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7页）

在卡考麦努斯之后数年，另一位忠心为帝国服务的格鲁吉亚裔雇佣军头目格里高利·帕库里阿努斯（GregoryPakourianos），在今日的保加利亚建立了巴奇科沃修道院（Bakovo，1083年）。

他曾经被任命为地位崇高的“帝国西部陆军总司令”

之职，并获赠大片的土地。

尽管他坚定地信仰着希腊人的宗教，但是却明令禁止任何希腊修道士或教士进入他的修道院，因为他觉得希腊人都是贪婪且不可靠的。

帕库里阿努斯最后在战斗中为国捐躯，但是终其一生，他也没有学会用希腊文写自己的名字（他习惯用亚美尼亚文写自己的名字）。

也许人们会觉得，我们给出的这两个例子一点都不具有普遍性。

卡考麦努斯已经基本被同化了，尽管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出身，而帕库里阿努斯则没有被同化，他自始至终都是他一点也不信任的那群希腊人之中的异邦人。

如果说这两个人都被证明是忠心耿耿的话，那么很明显，很多亚美尼亚的贵族，在他们的王国被帝国吞并（1045年），被迫移居到卡帕多西亚地区以后，对拜占庭深怀怨恨之情。

例如被罢黜的国王盖吉克二世（GagikⅡ），就曾下令处死恺撒里亚城的希腊大主教，因为后者胆敢称他的狗为“亚美尼”

（Armen）。

很可能正是因为亚美尼亚人的离心离德，塞尔柱突厥人（SeljukTurks）才会如此迅速地仅用10年时间就占领了小亚细亚，这是之前阿拉伯人用了两个世纪都没能做到的事情。

1071年，苏莱曼·伊本-库特鲁米什（Süleymanibn-Kutlumush）定都尼西亚（Nicaea），并且纵兵劫掠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

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osⅠ）派遣一位叫作塔提基乌斯（Tatikios）的将领带领军队予以反击，而这位将军也是一个突厥人。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11世纪后期对于拜占庭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如果我们看看西欧的话，就会发现这一时期引领他们走向了所谓12世纪“复兴”

，如第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立、大学的产生、经院哲学的出现、法学研究的恢复、方言诗歌的兴盛等。

很明显，在拜占庭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商人进入了统治阶层（这被含糊地称为元老院）；法学研究暂时兴起；方言诗歌含苞待放；在君士坦丁堡一个意大利人〔约翰·伊达鲁斯（JohnItalos）〕在教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种新的精神正在被像米海尔·普塞罗斯和帝国高官、诗人米提里尼的克里斯托弗（itylene，他曾经热衷于收集那些可疑的圣徒遗物）这样的知识分子所彰显。

这是一个看上去前途无量的开始，但是最终却收获甚微。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政府无能，让中央权威丧失殆尽的缘故吗？还是因为军事上的灾难让聪慧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不得不耗尽心力，却只能勉力支撑？抑或因为〔如保罗·勒梅尔（PaulLemerle）后来所言〕阿莱克修斯一世本身就是个罪人，是一个“虚假的救世主”

——他贬抑了新生的中产阶级，将帝国最好的土地分给了亲戚与密友，将帝国的远途贸易与航海运输拱手交给威尼斯人，终止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传授，将教育交给蒙昧的教会，并且烧死异端信仰者？无论人们作何解释，此时的拜占庭都没能像西欧一样实现文化上的繁荣，而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越落越远。

就在五十年之前，人们还习惯于把保卫欧洲（或者基督教世界）和对抗来自亚洲的持续入侵看作拜占庭的政治成就，但是这种意见现在已经不为人所接受了。

今日，我们不再因其迎击亚洲人而赞赏它，而是为其拥有多种族和多元性的文化而称颂它。

多种族如我们所见，是非常明显的；多元文化的出现则更多缘于实际需要，而非主观目的。

甚至如犹太教，这个罗马帝国治下的合法教派，也不断遭受压制，被强迫皈依基督教。

仅仅是因为这些努力最后都没有收到成效，而犹太人在经济上又很有利用价值，他们才被蔑视地允许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穆斯林商人和战俘也被允许保持自己的信仰，因为不这样做的话将会招致报复。

拜占庭的宽容性逊于伊斯兰世界，而比西欧基督教世界则稍胜一筹。

拜占庭的文化遗产无法通过列举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的名字来加以概括总结。

拜占庭没有阿贝拉尔（Abelard）或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没有克雷蒂安·德·特洛亚（deTroyes），也没有尼古拉·皮萨诺（Nio）或乔托（Giotto）。

拜占庭屈指可数的几位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如9世纪的佛提乌（Photios）、11世纪的普塞罗斯，以及13—14世纪的普拉努德斯（Planudes）或格里高拉斯（Gregoras），他们并不以独创性著称，而是因博学与鸿篇巨制闻名。

拜占庭的艺术多出自匿名者之手。

在文学领域，作家的传记，哪怕只是摘要的形式，从6世纪之后就不再多见了，我们只能凭借他们可能拥有的世俗或宗教头衔分辨他们，如助祭、圣器管理人（skevophylax，sa）、重臣（logothete）、高官（magister）等。

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依然无法把那些同名的乔治（Gees）、格里高利（Gregorys）和西蒙（Symeons）等弄清楚，甚至只能大致估计他们所处的时代。

由于缺乏个人主义，拜占庭文化大致应被视为与政府机构、教会和修道生活所体现的观念紧密结合之物，并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