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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伊斯兰教的兴起（第3页）

那些王国的首领开始称呼自己为“所有阿拉伯人的国王”

，并且让人们编写诗歌以供他们娱乐，称颂他们的光荣。

正是出于记录自己功业、撰写文书和族谱的目的，他们推动了阿拉伯手写字母的产生。

因此很自然地，真神选择赐予穆罕默德具有“清晰的阿拉伯语音”

的“阿拉伯人的诵文”

。

这种和近东地区开化民族之间泾渭分明的意识让阿拉伯人在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时占尽先机。

由于来自部落的民众行动迅猛且全民皆兵，因此在发动对定居国家的战争时经常取得胜利，然而由于在文明程度上的落后，被征服者常常会在文化上迅速将其同化。

但阿拉伯人能够避免这一过程，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使得他们与外族人区分开来。

此外，他们在征服之初与外界隔绝，待在军营里，并没有作为地主或农夫分散到当地被征服者中。

用武力夺来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则把地租分配给穆斯林战士作为其薪饷。

当然，阿拉伯人内部也有争端。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年在任）就是被一些老兵刺杀的，他们不满新入教者损害自己的利益和裙带关系统治，遂引发内战，在战争中很多派别都争相表达对政府的观点。

但是，阿拉伯人最终还是恢复团结，因为许多阿拉伯人认为，即使让一位不公正的统治者在位，也比内部纷争四起要好。

第一次阿拉伯内战的胜利者建立起倭马亚王朝（UmayyadCaliphate，661—750年），他们立即着手建立帝国。

他们建造行政设施、宫殿和清真寺；开垦沼泽地，修建灌溉设施，并开始进行土地普查。

由于穆斯林统治者不在意非阿拉伯人的出身、信仰和阶级，这为有才能者提供了大展才华的机会。

巴沙尔·伊本·巴德（BashsharibnBurd）的祖父就是土著土哈利斯坦人（Tukharsitan），被俘后被送往巴士拉（Basra），在那里他从事着泥瓦匠的工作。

巴沙尔本人成为著名的宫廷诗人，他拥有显赫的地位，以至于他能够对其主人吹嘘“我的血统比其他任何人的都要高贵”

。

皈依伊斯兰教也不是必要的条件，例如阿塔纳修斯·巴·古玛叶（AthanasiusbarGumaye）是艾德萨人，他成为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Abdal-Malik，685—705年在位）的兄弟、埃及总督阿卜杜勒·阿齐兹（‘Abdal-‘Aziz）的得力助手，但他依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而且，那些战俘和流亡到伊斯兰城市里的人终日和穆斯林朝夕相处，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正如他们先前的教友不无悲伤地写道：“许多教会中人将要放弃正确的信仰……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强迫、鞭笞和殴打。”

这样一群面貌各异的人进入伊斯兰教圈子，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信仰不同的宗教，还属于不同的哲学派别。

他们给发展初期的伊斯兰世界带来显著的多样性和活力，拜占庭人现在不得不面对一个在自己原有领土上生根发芽但充满敌意的新文明。

在此后几个世纪中，这两大文明势力的冲突成为双方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

起初，双方都想彻底地消灭对方。

进而，阿卜杜勒·马利克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修建圆顶清真寺，铸造带有穆斯林信仰标记的货币，还规定阿拉伯语为这个新帝国的官方语言，这些行为清楚地表明，伊斯兰帝国绝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同样，穆斯林在8世纪早期试图攻占君士坦丁堡时遭遇的惨痛失败也让他们意识到，拜占庭人不是那么容易被取而代之的。

于是，沙场上的厮杀变成例行公事般的仪式，而战争逐渐变为口舌之争。

然而，在双方的互相谩骂中，偶然也会出现富有成效的交流和罕见的曙光，正如牧首尼古拉一世（NicholasⅠ）致哈里发穆克塔迪尔（Muqtadir，908—932年在位）的信中所言：“萨拉森帝国和罗马帝国，凌驾于大地上所有的帝国之上，光芒四射，就像天空中两座最闪亮的灯塔；因此，尽管有不同的习惯、风俗和宗教信仰，我们必须像兄弟那样和平相处。”

[1]　乌玛一词源出苏美尔语。

在古代阿拉伯，它意为伦理和宗教的共同体，或指具有某种身份和特征的人的共同体。

该词在《古兰经》中经常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