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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存斗争641780年（第9页）

这个时期社会军事化的现象到处可见。

具有各自行政总督的旧省区被军区所取代，军区的“将军”

及其幕僚按照类似于军事法的法律进行管理。

将士拥有以土地为实体部分的产业，份地的大小足以使他们雇用一定数量的亲戚和佃户，或者雇用人手帮助他们耕种。

军饷虽然仅按照过去发放比例的四分之一支付，但可能仍然占国家预算和货币经济的主要部分。

在695—717年的动乱期间，军队一再拥立或推翻皇帝。

与狄奥多西一世到希拉克略时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皇帝本人就是军事将领，并常常亲自领兵迎敌。

随着军队势力的崛起，行政官员人数越来越少，影响也越来越小。

660年前后建立军区期间，中央官僚机构经历了萎缩和重组。

许多旧官职或者被取消，比如过去管理荒芜土地的皇家地产圣库伯爵，或者变得不重要了，比如首相（Magisteroffi）的职位变成官员的荣誉头衔。

此时，主要的大臣只有三位，都称为“总长”

（Logothetēs）：邮驿总长（PostalLogotheteLogothetēstoudromou）除了负责邮政事务，还负责外交关系和内政安全；总务总长（GeheteLogothetēstougenikou）负责税收；军需总长，上面已经提到是军队供给的负责人。

整个中央朝廷官僚机构似乎已经精简到约600人。

各省区除了税收官，包括政府契约官（kommerkiarior）在内，很少见到其他行政官员了。

外敌入侵和帝国保卫自身的需要对其臣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城镇考古发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7世纪期间，拜占庭放弃了古希腊罗马那种宏大城市的风格，那些城市拥有棋枰式平面图、宽阔的街道、宽广的广场、宏伟的公共建筑物。

这样的城市在人口锐减的时代（瘟疫、突然来临的外敌入侵和围困削减了人口）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奢华。

除了像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几个已经修筑起坚固城防要塞的城市之外，其他地方的居民节省开支和精力来建造城墙，只把最能够设防的地区围住。

他们放弃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甚至将一些城市从平原挪到更容易防守的山坡上去。

城镇里另一个重要的变化，甚至在君士坦丁堡都有证据，那就是文化的衰落。

在拜占庭早期历史上，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是元老、保长、行政官员和负责训练这些人的教师。

他们都是能写会读并读得懂大部分世俗文学的人，他们的亲戚则是教会人士，后者撰写和阅读大部分涉及所有博学知识的文献。

此时，保长已经消失不见，元老混杂到了行政官员中，而他们队伍的人数也变得更少，更缺乏威望，社会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不可避免地下降。

虽然所有的军官和教士都有文化，但总的来看他们只满足于接受过基本的教育。

文学发展越来越局限于布道词、韵律唱诗、圣徒传记和某些神学作品，所有这些都显示不出什么文学的张力。

只有一些历史作品能够留给我们一些对事件发生顺序的单纯描述。

利奥三世的《选编》与《查士丁尼法典》相比简直是部乏味的文件，这位皇帝在此书中抱怨当时的律师都很无知。

第五、六次大公会议严厉驳斥那些毁坏或抛弃宗教书籍的人，声称世俗书籍没有任何内容，这就描绘出一幅教育败落的灰暗图景。

当然，图书的毁坏也不可能坏到哪里去，因为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岁月里，拜占庭人仍然拥有他们以前拥有的那些书。

7世纪的各种变化在农村表现得并不是太明显，占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那里。

外敌在农村进行的大部分抢掠可能每代人至少发生一次，但是它们更常发生在从边界容易到达的地区。

在最暴露于敌人的地区，富人明显比穷人更易渡过难关，因此大地主此时被发现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平原地区，阿拉伯人对这里的袭击最为频繁。

在更为安全的沿海平原，大地主却明显变得人数稀少，可能是因为人口的普遍减少造成了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和耕地的贬值。

用于大宗过境贸易的金币短缺和用于日常生活买卖的铜币短缺都不能非常清楚地反映商业贸易的萎缩及其原因。

当局铸制货币并非为了臣民私人方便，而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即优先供养军队。

当国家发行的货币太少时，私人商贾就必须更经常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从而加剧了大批量航运和仓储以及易损货物交易的困难，他们被迫使用小额耐用的货币。

甚至可能由于将士缺少现金，那些管理省区仓库货栈的政府契约官也收取将士的农产品，折算成他们购买武器装备的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