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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中期帝国7801204年（第6页）

阿莱克修斯一世于1094年消除库曼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威胁后，就能够将其全部注意力转向东方。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部队于1096—1097年陆续到达，他们是应他对教宗乌尔班二世（UrbanⅡ）的请求，来帮助他收复尼西亚的。

为了激励他们继续向安条克推进，皇帝的军队完成了将突厥人驱逐出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南部沿海平原及河谷地区的任务。

然而，阿莱克修斯一世却没有从十字军最新取得的胜利中获得任何好处，后者也确实使皇帝收复东方失地的计划极大地复杂化了。

除1137—1180年间经常脱离帝国控制的小亚细亚东南中心区奇里乞亚被收复外，11世纪末形成的边界都没有向外进一步扩张。

鉴于这个中古帝国在收复其他地区上的胜利，这次它收复内陆核心区域的计划遭到失败似乎可能令人震惊。

在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及其儿子约翰二世和孙子曼努埃尔一世（ManuelⅠ）统治下，拜占庭帝国恢复了其作为巴尔干半岛、爱琴海和广阔地中海区域强国的地位，他们不仅能建立人数众多的军队、令人印象深刻的舰队，而且拥有似乎无穷无尽的大笔黄金。

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作为解释。

首先，帝国在对付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洗劫及对平原地区的入侵时，开展了更频繁的进攻而不是单纯的防守；但是通过观察一次浩大但灾难性的远征，可以看出阿莱克修斯一世、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发动的所有战事被证明基本上都是报复性的打击而不是系统的收复行动，但这些一时性的收复战果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声望。

其次，拜占庭帝国极力挑起两大突厥人国家之间的对立斗争，它们正在争夺对各个突厥游牧部落的最高统治权力：罗姆（Rum）的塞尔柱苏丹国在第一次十字军战争后重新入主小亚细亚南部中央地区，并以伊克牛（Ikonion，Konya）为其都城；而由名叫达尼什蒙德（Danishmend）酋长建立的酋长国则定居在这块草原的北部和东部地区。

尽管拜占庭人的利益在于维持两大势力之间的平衡，但是帝国还是更加倾向于支持塞尔柱苏丹国反对达尼什蒙德人，因为后者更加尚武好战，崇尚圣战，正如他们大多数人采用的名字杰哈泽（Ghazi，为真理而战）显示的那样。

1161年，当塞尔柱苏丹基利希·阿斯兰二世（KiliⅡ）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曼努埃尔一世援助时，这位皇帝在一份条约中正式接受苏丹为义子，条约规定后者将归还帝国所有他从达尼什蒙德人那里夺取的土地，作为其慷慨补贴的回报。

但是塞尔柱人并没有履行他在这份协议中许下的诺言，而是将整个小亚细亚突厥人领土都纳入其统治下，从而迫使曼努埃尔一世改变原有的政策。

1175年，这位皇帝在多瑞莱昂（Dorylaion）和叟不莱昂（Soublaion）两地建造和修缮边防要塞，将边境线推进到这里的高原地区。

次年，他亲自率领庞大的远征军征服伊克牛，但是不幸在迈留克发隆（Myriokephalon）山口遭到经典式伏击，惨遭败绩。

这是唯一一次真正试图通过直接军事对抗收复突厥人占领的小亚细亚的努力，但是却以耻辱的失败结束。

这样的正面冲突以前从未发生过，这也可以通过下述事实加以说明，再度占领安纳托利亚地区只是从政治上收复东地中海地区之更大战略的一部分。

该战略聚焦于塞尔柱苏丹国东部各地，这些地区是拜占庭帝国于10世纪从阿拉伯人手中收复的，并重新在此安置了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

突厥人进入小亚细亚大多绕道避开这些地区，因此使得当地的亚美尼亚人贵族相对完好无损地掌握着该地区的军事指挥系统。

亚美尼亚贵族驻留该地非常有利于第一次十字军向东进军，也有利于他们在埃德萨和安条克等地建立十字军国家。

拜占庭帝国在当地残留的军事设施为帝国收复该地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因此，拜占庭当局投入重金努力收复安条克就很好理解了。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十字军首先在埃德萨和安条克，后来在耶路撒冷和的黎波里（Tripoli）建立的国家能够存在本身就是对拜占庭帝国作为东方基督教帝国的挑战。

由于帝国具有的可靠声誉和安全保证，它就不得不行使对这些西方基督教世界前哨站的某种统治权，此时它们分布在拜占庭帝国的东西两侧。

11—12世纪对拜占庭帝国构成第三个重大威胁的外部挑战来自讲拉丁语的西方。

这个挑战不是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复兴，而是来自9—10世纪西部法兰克王国解体期间形成的富有攻击性的新国家。

11世纪初期出现在意大利南部拜占庭帝国领地边界地区的诺曼人冒险者，是一些作为加洛林王朝臣属而定居在塞纳河（Seine）河口的维京人的后裔。

他们对意大利历史和拜占庭历史的影响反映在他们既有维京人的血统又有法兰克人的背景。

他们一方面是奴役他人的剥削者和既无长久忠心也无固定居住地的雇佣军，抵抗任何雇佣他们作战的势力，不论是拜占庭帝国、教廷、卡普阿和贝内文托的伦巴德君主，还是反对拜占庭统治的阿普利亚人（Apulian）起义者——不仅仅是拜占庭作家把他们看作邪恶得难以言表的野蛮人；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深地植根于重视骑士荣誉和宗教变革的后加洛林文化之中，具有强烈的领土意识，通过重新建立封主封臣的社会结构来强化其领地统治，这种关系是他们从“封建的”

法国带来的。

当他们逐渐定居下来时，就获得了当地宗教家族和宗教领袖勉强的认可，最终包括教宗也承认他们作为教会臣属的潜在价值，因为他们能够比德意志人或者拜占庭帝国更好地捍卫教廷的利益。

意大利南部诺曼人的崛起恰好与教廷和这两大势力关系的日益紧张同时发生：教廷因为与亨利四世（HenryⅣ）为首的少数派交恶并导致后者敌视教会改革而与德意志人关系紧张；又因为争夺意大利南部教区管辖权的长期争端而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紧张——同时伴随着关于教义信条、教宗至高地位和宗教礼仪方式的争执，这最终导致双方于1054年戏剧性地互相开除教籍，这个事件传统上被看作东西两大教会分裂的起点。

1059年，教宗尼古拉二世（NicholasⅡ）承认诺曼人领袖罗贝尔·吉斯卡尔（Ruiscard）为阿普利亚公爵。

后者与其弟弟罗杰（Roger）以牺牲拜占庭人、伦巴德人和穆斯林的利益为代价，发动了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占领行动。

1071年4月，也就是在拜占庭军队惨败于曼济科特战役的四个月以前，罗贝尔·吉斯卡尔夺取巴里（Bari）——一座海港城市，完成了其对拜占庭（意大利）主要领地的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