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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传播福音 拜占庭的使命（第6页）

其中好几例都是结构简单、单一主堂的建筑，后殿有个加长半圆形祭坛，规模中等，这就使它们建造起来较为简易且花费不多，便于在摩拉维亚施工。

在克里米亚的赫尔松（）地区和高加索山脉北部地区也发现有其他小教堂，这里的僧侣在10世纪前后向阿兰人进行“官方正式”

的传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小教堂非常可能经常对那些自发前来或中央政府派遣来的僧侣进行登记接待。

在某些特定时期派遣这些传教的僧侣团队，这种情况可以从尼古拉写给“我们的教子”

的信中看到，后者忙碌于加强“偏远”

地区的信仰，当时可能就是指阿兰尼亚这个地区。

随着927年以后保加利亚和拜占庭紧张关系的缓和，特别是962或963年阿索斯圣山大拉夫拉（GreatLavra）修道院的建立，经过拜占庭人训练的僧侣前往巴尔干半岛及其北方地区的人数越来越多，无论是个人还是组成团队的，都变得越来越常见。

波兰、匈牙利和罗斯君主先后于10世纪下半期接受洗礼，但是其宣传能力和强制力还不足以一下子强制其臣民接受这种新宗教信仰及其相关礼仪和价值规范。

波兰和匈牙利君主对罗马教廷的忠诚也没有使他们的国家对东正教僧侣和教士彻底关闭大门。

有位叫作阿托尼特（Athonite）的僧侣同时也是教士直到11世纪20年代可能还在波兰活动。

另外，国王安德烈一世（AndrewⅠ）在维塞格拉德（Visegrad）附近和巴拉顿湖（LakeBalaton）中、类似于阿索斯圣山的岛上建立了修道院，过着“希腊人”

和东正教禁欲苦修风格的修道生活。

这些遗址大多位于帝国疆域外匈牙利南部地区，这里的东正教教士和教堂在11—12世纪占主流地位。

东正教遗址在匈牙利南部地区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因为修道士希罗狄奥斯及其继承者从事过传教，他们被誉为“都主教”

，地位不断提高。

在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的那一代人期间，也有罗斯修道士居住在阿索斯圣山。

其中一位名叫安东尼（Anthony），在其教父的压力下返回罗斯，这个教父可能是个拜占庭人，对他说：“回到罗斯去，让圣山的恩泽降临于你，将有更多修道士因你而来。”

依据安东尼的理解，这个教父的主要目的似乎在于坚守严格的苦修禁欲，而不是传播福音。

安东尼一回到基辅，就在俯瞰第聂伯河的一个悬崖山洞定居下来，成为隐居者。

但是，“善良的民众”

很快就了解到他的修道生活方式，并给他送来食物。

此后在他周围逐渐聚集起“十二位”

兄弟同志，事实上，这些修道士（他们的数量还在增加）在基辅附近民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的修道院长就像君主的咨询顾问和心理辅导师，岩洞（Cave）修道院的毕业生后来在遥远的东北地区建立起新的修道院。

他们中有一位叫库克沙（Kuksha）的就是在向维亚提什（Viatichi）异教徒传播福音时殉道的。

岩洞修道院在繁荣基督教礼仪和在罗斯人中启示神意的场合具有独特的重要性。

阿托尼特派僧侣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宣传禁欲的各种意义，而重返北方的教士可能还是比较少，但是他们致力于北方基督教生活的努力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比大多数从君士坦丁堡派遣来的只能讲一种语言的都主教的影响更迅速。

阿索斯如同塞萨洛尼基一样地处讲斯拉夫语为主的巴尔干半岛核心区的边缘地带，这里的许多修道院都与皇帝保持密切联系。

从赫尔松就可以看出，使边远地区与早已传遍福音的地区和现实物质世界的中心地区联系起来的方式相当困难。

这个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城市看起来就是个闭塞的地方性小镇，而当地市镇和小定居点都建在克里米亚南边沿海地带，它们甚至更与世隔绝，只是处于皇帝权力的松散管辖下。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8世纪末和9世纪初那些崇拜圣像的僧侣到这里避难，另外这里似乎早就有数量可观的修道士小团体和修道院社区，它们已经深入半岛南端的山区内地。

小教堂和修道室都建在悬崖峭壁上，诸如离赫尔松不远的英克曼（Inkerman）和科尔曼丘（TepeKermen）这类地方，后者更靠内陆。

当地保存着僧侣对地方居民产生影响的痕迹，例如在巴克拉（Bakla），要塞就建在墓穴坟地上。

这些墓穴坟地可能属于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从其名字看实际上既有突厥人也有基督徒，都使用希腊语刻写。

赫尔松本身就有许多可能属于传教工作的痕迹，诸如白黏土浅口杯之类的文物，杯底画有黑色的十字架，其年代被确定为9—10世纪。

这种类型的其他样品大部分都是在远离帝国边界的地区发现的，如多瑙河下游的普里斯拉夫、塞萨洛尼基、刻赤（Kerch）海峡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它们的年代大多确定在972—989年之前，正是罗斯人接受基督教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