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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朝向法兰克希腊文化的发展趋势（第4页）

他们采取有选择的学习借鉴表明他们愿意学习，比如钟楼、高耸的拱顶、突出的堞眼，可能还有彩色玻璃窗。

人物雕像除了那些浅浮雕圣像外，一直遵循着拜占庭传统发展，此时则受到了更占主导地位的法兰克风格影响，例如墓地纪念碑——虽然不全是雕像。

在绘画这个拜占庭艺术最为突出的神学艺术形式，也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领域中，拜占庭的影响显然超过了西方的影响。

当雨果·布克哈尔（HugoBuchthal）打算重新建立手抄本插图画家学校时，他发现这些法国和意大利艺术家正在模仿或者接受拜占庭圣像绘画的模式，同时还保持着典型的西方绘画特点，比如对封面做整页的装饰——他们都是活跃在12—13世纪耶路撒冷和阿卡（Acre）的艺术家。

最近，一大批“十字军圣像”

在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这个当时的朝拜中心被发现和确认，它们是由西方画家按照拜占庭圣像画习惯完成的。

这所修道院与西方的联系比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还要密切。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君士坦丁堡的一所教堂内发现了有关圣方济各13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生活片段的壁画，它们的画法肯定已经转向拉丁风格了。

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尽管其政治经济持续衰落，但是出现了风格独特的宗教画极为繁盛的现象，大约在一百年前吸引了欧洲学者的关注。

米斯特拉斯的壁画和君士坦丁堡霍拉修道院的镶嵌画，都被认为是与意大利早期艺术家如比埃特罗·卡瓦里尼（Pietroi）、西马布（Cimabue）和杜乔（Duccio）的作品极为相似的绘画。

人们就究竟谁是第一位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形成最终的答案。

我们现在知道帕列奥列格风格大约形成于1260年：我们首先能够在塞尔维亚所伯卡尼（Sopoi）圣三一修道院看到这种风格的壁画，而同一时期特拉布宗的圣索菲亚教堂里的那些壁画也不能说不带有这种风格。

我们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推断，这两个处于拜占庭世界东西两端的建筑装饰壁画都是由来自“中心地区”

的艺术家完成的，但是这个中心在13世纪60年代究竟位于何处？流行的观点认为，帕列奥列格风格虽然借鉴了某些西方的圣像画法〔例如《耶西之树》（TreeofJesse）〕，但是源自拜占庭艺术，可以上溯到非常古老的画法，特别是10世纪手写本插图画技术。

如果这种意见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其看作一种自觉的努力，他们试图建立以古代画法为基础的东正教宗教画画派，以便满足更丰满更具图景式叙事风格的新品位。

这种风格显然出现在东西方艺术传统融合的大背景下。

帕列奥列格风格尽管失去了它最初的新鲜感，但是一直到最后都是拜占庭绘画的主流风格。

它并没有促成我们在意大利看到的那种快速发展。

到乔托（Giotto）为阿雷那教堂（ArenaChapel，约1306年）装饰绘画时，也就是霍拉镶嵌画完成的10年前，意大利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没有什么可以向拜占庭艺术学习的了。

至14世纪中期，无论如何，君士坦丁堡的艺术品订单肯定已经几近枯竭，这就迫使艺术家到其他地方寻找活路。

他们中间最著名的是希腊人狄奥发尼斯（Theophanes），他移居莫斯科，在那里培养了许多弟子，其中包括安德烈·卢比烈夫（AndreiRublev）。

其他人则移居克里特，当时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为拜占庭绘画最活跃的中心，直到土耳其人征服该岛为止。

最近几年从威尼斯档案馆发现，百余位有名有姓的画家极为活跃，他们完成了大量圣像画，偶尔还绘制壁画。

他们按照准工业方式工作，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需要，他们使用蜡纸刻版，代代相传。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能够根据客户的要求从拜占庭风格变为哥特式风格。

换言之，他们的东正教客户可以避开西方的圣像，反之亦然。

两种传统在各自虔诚信仰的基础上依旧保持着鲜明的区别。

然而，意大利绘画最终广泛流行。

16世纪时，主要通过刻版版画形式渗透的西方影响还只是偶尔看到。

画家克里特人狄奥发尼斯于1527—1546年在迈特奥拉（Meteora）和阿索斯圣山建立了几个大的画家圈子，他们遵循拜占庭传统绘画，但是也通过版画模仿拉斐尔（Raphael）之后的画，譬如马坎托尼奥·雷蒙迪（Marondi）完成的《杀戮无辜者》（MassacreoftheIs）。

同样，在阿索斯圣山，大拉夫拉修道院和狄欧尼修（Dionysiou）修道院活跃着的“天启”

画派（Apocalypse）接受了杜雷（Durer）木版画的灵感。

到公元1600年，拜占庭风格走到了尽头。

最著名的希腊画家多梅尼科·狄奥托克布罗斯（Domeokopoulos）离开克里特，开始其从事意大利风格圣像绘画的生涯，后来完全被当时的风格主义绘画所征服。

尽管他否认这一点，但是其著名作品中的拜占庭因素只剩他的希腊文签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