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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英格兰的维京人（第5页）

当然，人们一定认为坎特伯雷的修道院在851年的维京袭击中被洗劫一空。

9世纪60年代诺森布里亚的一些教堂或许向那支“庞大军队”

屈服，尽管这里的修道院在867年被维京人洗劫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但是约克郡惠特比镇（Whitby）民众的撤退和东北部雅罗地区民众的撤退表明，在9世纪后期这些地点的确被废弃了。

维京人在875年至876年征服诺森布里亚并在那里居住后，其他修道院可能屈服了。

据说最有名的就是875年圣卡斯伯特教区及其主教放弃林迪斯法恩，开始了一场长达7年的流浪，最终于9世纪80年代到达了达勒姆郡的切斯特勒斯特里特。

据推测，869年至870年间东英格兰包括伊利（Ely）、梅得舍姆斯特德〔edeshamstede，即彼德伯勒（Peterbh）〕和克罗兰（d）的修道院沦为这支“庞大军队”

的猎物，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能不能得到比假设更多一点的证据。

即使带有最具9世纪维京人掠夺象征意义的证据也缺乏适当的历史语境。

9世纪中期后不久，在一本8世纪中期的福音书〔即《奥利斯法典》（CodexAureus）〕的空白上出现一段题词，表明这本书是由郡长阿尔弗雷德（和妻子维尔堡）从一支“异教徒军队”

手中发现的。

他们用金子从这支军队中换得这本书，并且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把书献给坎特伯雷的基督教教会。

遗憾的是，我们却无从知晓这本书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落入异教徒之手。

但是阿尔弗雷德大帝曾经于9世纪50至80年代在萨里设立郡长，并且在肯特享有极大的利益，人们可以假设这本书是9世纪50年代维京人对萨里和肯特的袭击中从教堂抢劫的，不久后就被郡长收回。

或许人们应该在这个关联中注意到，贝奥卡院长（AbbotBeocca）、大祭司埃德多（Edorthemass-priest）和90位僧侣在萨里的彻特西修道院被杀。

这大约发生在9世纪后半期，贝奥卡和埃德多很快就被当作殉道者被人纪念（并且被写入11世纪早期关于“圣徒安息处”

的小册子）。

这件事发生在9世纪50年代初还是871年或872年已无从知晓。

〔维京军队曾于871年或872年在伦敦过冬，并且其中一位维京人在萨里的克罗伊登（）的一处庄园中囤积了一大笔银币，这座庄园随后被大主教埃塞尔雷德交给郡长阿尔弗雷德。

〕然而有趣的是，当阿尔弗雷德在大约80年代立下遗嘱时，彻特西修道院似乎再一次繁荣起来。

当然，如果把维京袭击作为影响9世纪英国宗教活动水平的唯一因素，那就错了。

以国王阿尔弗雷德的观点来看，袭击不是原因，而是宗教被忽视和教会衰落的结果，或者（他也许会说）这是上帝对于英格兰人民不满的表现。

兰斯大主教福尔科（Fulco）曾于9世纪80年代中给国王阿尔弗雷德写信询问，教会秩序的衰落是由“维京人频繁入侵和杀戮，还是由于腐朽，抑或主教们或手下人的大意”

造成的，似乎袭击加剧了源于英格兰人自身的变革过程。

同样，当国王阿尔弗雷德的传记作者阿瑟（Asser）考虑正常宗教生活热情衰减的时候，他想知道“（我怀疑）是那些频繁从海上和陆地洗劫英格兰的外国敌人，或者是人民财富的极度富足，造成了修道活动越来越不受重视”

。

这些话表明，忽视和自满与造成国王阿尔弗雷德登基伊始困境的维京军队大规模掠夺一样，会对英格兰宗教生活的质量产生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尔诺思（oth，833年至870年）好像在英格兰南部放弃了召开教会例会的早期做法；从这一教会系统中所传递的态度来看，已经开始的衰败就毫不令人惊讶了。

如果那些位于权威地位的人缺乏能力或意愿来保证宗教生活的标准，或面对世俗权力侵占教会特权时，他们缺乏反抗的精神，那么正如阿尔弗雷德大帝在他所译的《司牧训话》（CuraPastoralis，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所作）一书的序言中提及的：必然会带来持续的衰落。

坎特伯雷自身的衰败表现在9世纪五六十年代基督教会制定的糟糕章程；在其他地方，衰落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无法理解拉丁文的祈祷书，也无意严格按照宗教规定组织教区的活动。

后来，修道院的生活也受到了英格兰人民自身活动的影响。

一旦有必要提高赎金金额来同敌人“讲和”

，教堂宝藏中的金银就大大减少。

教堂的土地不是被卖掉用来筹资，就是以任何压倒一切的利益为借口被世俗权力接管。

就阿尔弗雷德来讲，他似乎向埃塞尔雷德大主教提出了一个令后者不快的要求，甚至招致教皇约翰八世的一封批评信。

尤其在阿宾登（Abingdon），人们认为阿尔弗雷德侵占修道院的土地，并为其所用。

然而不应忘记的是，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英格兰圣公会教堂，还有数目不详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生存了下来。

不管后人的说法为何与此相反，英格兰的宗教生活从来没有被扼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