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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英格兰的维京人（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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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的英格兰人受到了很大影响，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受到丹麦人的控制。

同样，当892年至896年间活跃在英格兰的一些维京军队随后在东盎格利亚或诺森布里亚定居时，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表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有大批人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来到英格兰并加入丹麦人之中。

另一方面，从编年史上清晰地看到，某些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的政治权力不属于任何公认的国王，而是属于另外一种政体——以自治市镇或人称“酋伯爵”

的单人或多人为中心。

当然，10世纪前25年这些自治市镇所供养的军队中不可能包括9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维京军队余部。

因此人们可以假设，或许他们构成了新的士兵定居热潮，或许他们是第一代定居者的子女。

那些在回顾时被视作丹麦区鲜明特色的证据拥有各种形式，每一种都被解读上的问题所困扰。

然而一般来说，我们要避免仅仅关注“丹麦人”

在某个方面的影响，或脱离大环境来判断。

也就是说，我们要牢记自己研究的是在“英格兰”

背景下的“丹麦人”

定居点，以及两个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实质从一开始就依赖许多因素。

例如，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程度，人们学说另一种语言后所产生的交流能力，通婚以及社会、文化和宗教同化带来的影响，集体身份认同的变化等。

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证据从整体来讲是一个长期和复杂过程的结果，带有本土变化特征，与9世纪末那些最初定居点的情况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仅仅从影响最广泛的角度看，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丹麦区的影响中，语言证据最为重要。

13世纪前期，冰岛作家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Sturluson）首先观察到东英格兰一些地方有斯堪的纳维亚式名字；之后随着有人更细致地研究这个问题，一个简单的观察变成了一种深入的理解。

“斯堪的纳维亚”

地名的主要分类有：混合语（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词元素加上一个英语词元素）；带有“by”

的名称（带有古丹麦语by，意为农庄或村子）；带有“thorpe”

的名称（带有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古丹麦语的thorpe，意为第二个定居点或小村庄）；大量带有其他斯堪的纳维亚语色彩的名称；还有大量受斯堪的纳维亚语发音影响的名称。

但是我们还应该考虑基督教教区内部少量具有斯堪的纳维亚元素的名字，比如地名，这可以有助于了解某些地方的整体情况。

名称的主要分类可以按照各自的情况（如把斯堪的纳维亚人名与英语人名的比例作为评估的重要因素）来研究，也可以参考其与土壤性质的关系、位置的战略重要性、周边地区中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地名的分布等因素；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对英格兰东部或北部某个地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的影响范围、密度和相应年代表形成一种看法。

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斯堪的纳维亚”

名字是长期形成的（贯穿10世纪和11世纪，甚至更久）；作为一个大类，它们肯定是在同一地区幸存“英语”

名字的模式下拥有了自己的地位。

另外，地名证据只是更大的语言学图景的一部分；尽管这一大图景展示了斯堪的纳维亚对东英格兰口头语言影响之广、程度之深，新出现的语言仍然被认为是英语。

物质文化的证据更加难寻，这也说明在某些方面移民很快就同其他人融为一体，这反映出他们融入大环境的能力。

然而，英格兰北部的教堂保存了被认为是“维京”

雕塑的例证；对于胸针和其他一些小物件的分析显示，整个10世纪丹麦区的一些居民同斯堪的纳维亚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联系。

约克镇的发掘结果展示了丹麦区北部主要贸易中心的物质和经济生活，尽管它不如我们想象中的爱尔兰-挪威（Hiberno-Norse）统治者所认可的那座城市，也非游吟诗人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在拜访“血斧”

埃里克的宫廷时所赞颂的那样。

从丹麦区东部和北部的最早统治者所发行的硬币可以看出，他们渴望用象征王室的物品装饰自身；同时这也正好提供了他们迅速皈依基督教的证据（也许为同化过程提供了便利条件）。

同样，以约克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英格兰统治者继承者的名义铸造的货币对于重塑一个如此复杂的政权是至关重要的。

以国王埃德加、国王埃塞尔雷德和国王克努特名义发布的法律有助于区分“英格兰人”

的英格兰和丹麦区的具体司法实践；在东英格兰如彼得伯勒、拉姆西（Ramsey）、索尼（Thorney）、伊利、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St.Edmunds），一些经过改革的修道院留下了记录，使我们能够了解这些修道院周边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群体。

最后，《末日审判书》证据（以后的章程作为补充证据）成为了解社会、农业和经济模式的基础。

11世纪后半叶，这些模式在英格兰东部和北部盛行，构建起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包括被称为“索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