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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历史上和传奇中的维京人（第6页）

这个协会由斯德哥尔摩的一群年轻院士和官员建立，他们喜欢用牛角饮蜂蜜酒，用古萨迦的名字互相称呼，背诵埃达诗歌中的内容，举行维京仪式，乐观地希望这些活动能够使他们的国家恢复活力，并且在今后同俄国的冲突中提高国家力量。

协会的学术领袖是埃里克·古斯塔夫·耶耶尔（ErikGustafGeijer，1783—1874），他后来成为瑞典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和最受人崇拜的诗人。

他编辑了协会杂志《伊都娜》（Iduna，根据古斯堪的纳维亚女神命名，她向瓦尔哈拉提供了“青春之苹果”

），不仅发表了有关维京文化不同方面的古文物研究文章，还有爱国主义的社论和（有较大变化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风格的诗歌。

杂志出版的第一年，耶耶尔发表了两首诗《维京人》（Vikingen）和《自耕农》（Odalbonden），这两首诗很快就被认为是真正“维京精神”

的经典表述，常常在爱国集会和后来的许多瑞典学校被诵读或歌唱。

在《维京人》一诗中，我们听到一条失事船只上的海上勇士讲述他年轻时疯狂的故事：他在15岁时逃离家乡，不停地在海上游**，拼命冒险和寻找荣耀，又丢失了所得的一切，最后20岁时准备英雄般地死在冰冷的海上。

第二首《自耕农》巧妙地同第一首诗形成对比，我们听到一个农场主留在家里捍卫同样英勇的生活方式：

尽管没有被名誉的名义所**，

我心中清楚它的价值。

我不是在名利的田地上收割，

而是在自己的沃土上收获。

我不爱嘈杂和虚荣的炫耀，

伟大的行为从来不花哨。

燃烧的云彩退去时，

暴风雨没有留下踪迹。

每一个病人都在不同地哀号，

但健康的人不需要如此吵闹。

因此没人提及我，

也没人想到我。

在尖叫和呻吟中，

强大的贵族到处播撒毁灭；

沉默的农夫和他的儿子，

在红土地上耕作。

〔C.W.斯多克（C.W.Stock）译〕

通过展示维京人和农场主这两种古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同时存在而又截然相反的生活角色——从斯诺里·斯图鲁松《海姆斯克林拉》学来的戏剧性技巧，耶耶尔让维京时代对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产生了吸引力。

将两种英雄对比，争论孰好孰坏，一时成为瑞典教室中最常见的练习。

这种学术练习的预期结果通常是两种英雄对国家同样必要和有利，尽管自耕农在瑞典现代福利国家以牺牲维京人为代价获得了政治权力。

在《丹麦民族史》（1832—1836年）一书和其他历史著作中，耶耶尔运用了相似的对比来表现作为社会典范的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

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的和谐一方面依赖于伟大君主间的微妙平衡，另一方面依赖于自由农场主的农村庭或大会。

维京国王提供了领导和军事实力，大会保障了正确的判断、民间常识和一定程度的民主。

真正意义上的贵族的缺失使民众同国王、国王同子民得以接近。

根据耶耶尔的观点，中世纪时期这种平衡被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破坏，大会失去了权力，农场主也失去了大部分的古老自由。

在他看来，像瑞典这样强大、自由、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应该在中世纪寻根而是应该去异教的维京时代以及古斯堪的纳维亚习俗和制度中寻根。

这种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发展观对19世纪瑞典的新教徒和爱国主义精神极具吸引力，并且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或多或少被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接受。

我们在19世纪其他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作品中能够发现非常相似的观点：维京时代由自由、骄傲的农场主主宰，他们在当地大会上对国王直言不讳。

比如鲁道夫·凯瑟（RudolphKeyser，1803—1864）和P.A.蒙克（P.A.Munch，1820—1863）撰写的挪威历史。

这种观点可以最终追溯到斯诺里·斯图鲁松，但是它非常好地适应了19世纪的政治环境——农场主为争取更多权力而斗争。

尽管耶耶尔是他那个时代“哥特协会”

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员，但另一位成员埃萨亚斯·泰格纳尔主教（EsaiasTegnér，1782—1846）因出版了《福瑞特约夫的传说》（FrithiofsSaga，1825年）而在瑞典以外的地区更加广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