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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2（第12页）

那束声音简直要冲破听觉极限，来穿透一切。

’

“孩子们合唱给人一种天堂般的观感，但如果是孩子们哼唱或聚在一起嗡嗡嗡地咕哝，则像是在游乐场上的事情，而在游乐场上，你是可能受伤的，因为游乐场上没有规则秩序。

“书中的所有角色某种程度上不比易怒的孩子们成熟多少。

我希望我能在这一点上多做讨论。

“语言没有带人逾越或凌驾于其他人和事之上的本领，它让人无处可去，社会像是一个几近疯癫的建构，只固守着一个单一的功能——让社会本身在一个令人不可置信的方式中运作——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缘由。

约翰·奥托卡尔的发言结束后，讨论进行得非常热烈。

心理分析学家吉丝蕾恩·托德和医院社工罗斯玛丽·贝尔两人借由小说引出了对“为什么20世纪初期男性惧怕女性”

这一课题的一连串讨论。

吉丝蕾恩·托德视小说中K的无奈无为是他对母性人物妖魔化的结果，但罗斯玛丽·贝尔将之归咎于社会压迫的表征。

佩尔佩图阿修女表示说她们两人的理解与神明缺失有关，当然“神性”

体现于神职人员和威权人物身上，若联系对神明的信仰，便不难解释为什么小说中会出现一座莫名其妙的城堡以及那些狂热的世俗欲望和心境挣扎。

汉弗莱·马格斯赞成佩尔佩图阿修女对神明信仰的某部分论点，但也指出作家或任何人都不能只求事情有意义，便凭空设置一个神出来。

易卜拉欣·穆斯塔法则说：“神是存在的——这一点卡夫卡本人非常清楚，不管他承不承认。”

学生们很快又对小说中K的助手产生了讨论兴趣——这些助手，是不怀好意的骨肉同胞？还是无法无天的受雇职员？是混混沌沌毫无目标？还是埋没于阴茎之下的两颗睾丸？“又或者是K本人受损灵魂的放射物，是精神分裂的一种象征？”

约翰·奥托卡尔举一反三，“也可能是在本我和超我不受制的情况下，自我认同的游离放逐？”

约翰·奥托卡尔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因此吉丝蕾恩·托德朝他投去友善的微笑。

后排的督导员对课堂热烈的气氛也感到满意，在笔记中留下关于课堂的讨论的观察。

“我以前不说话，是因为我觉得我说话的时间没到。”

“我还不知道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在一家航运公司编写电脑程序。

可以说我是一个数学家。”

“乔治·墨菲来这堂课是他上完摩托车维修课后顺便来上，你呢？”

“我来是为了学习语言。

我从来没有正规地运用过语言，我的成长过程中，语言是缺失的。”

“我有一个数学天才弟弟，对语言极不信任。”

“我的情况很复杂，我还有一个同卵双胞胎兄弟，我们两个都是数学家。

我们俩从小就说一种隐秘的语言——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我们使用的是手势和动作。

我们把所有人都隔离在我们的交流之外，没有人可以听懂我们的话。

我们就像是同一个孩子，对着镜子在说话。

这种沟通方式令我们两人感到害怕，可越是害怕，越能够加深和强化我们之间的了解——我们需要依附于对方的存在。

我们完全隔离了外部世界，同时，我们也称对方为彼此的囚牢。”

“你是否有能以同样方式和你交流的朋友？”

“直到我们上大学之前，我都没有朋友。

我们尝试着要去不同的大学，但行不通——我们可以各自去不同的地方，最终肯定会重逢。

我们为此起了争执。

我们都想在人工智能的领域工作，却都试图让对方做不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