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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2（第7页）

可是她编造了一个故事，捏造出她丈夫施加于她的残虐行为，捏造出令人无从理解的雄性暴行，那些暴行毫无缘由、毫无征兆，非常不自然地发生了，所以她“被迫”

进行了一场戏剧化的夜奔，跑进午夜丛林，逃离了她的丈夫——“这个故事顺势将我们所有人带进了《蓝胡子》的城堡，也让我们适时而充分地观览了蓝胡子小房间里那些叫人心惊胆战的藏品。”

——接下来，她又“事后聪明”

地抓起了她儿子。

“即使她认为儿子留下，对儿子反而比较好。”

昂斯长叹道，“我们到底要怎么相信她讲的这个故事？我的当事人瑞佛先生、两位瑞佛小姐，以及菲莉帕·玛姆特小姐都坚定地反驳了瑞佛太太的故事。

容我提醒各位，瑞佛太太有英语系的一等学位，她是一位欧洲小说专家，也正因为如此，她的文学课取得了一定成果，至少，在她所有为她的巧言令辞所倾倒的学生中，约翰·奥托卡尔先生成为她的裙下之臣。

陀思妥耶夫斯基、司汤达、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文字是她最烂熟于胸的。

她知道关于斧头啊，穿白袍子的女人啊，趁着夜色从林中出逃啊这些所有的文学桥段。

而我当事人的姐姐们，则踏实得无以复加，她们看到的是有均匀裂痕的裤装，因而自然推断出那是铁丝网划出的典型的锯齿状裂口。

我们难道会相信这两位寡言少语、勤上教堂、以‘古板又有乡绅派头’自谦的姐妹，会合谋捏造出这么一个天衣无缝、首尾一致的故事吗？另外，她们难道还会唆使那位优秀的罗伊兰斯医生做伪证？这已经不是封建统治下的英格兰了，罗伊兰斯医生也不是瑞佛家的家臣。

那躁动不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那有如传奇文学一般的奇巧之心，全都属于瑞佛太太!”

昂斯总结道，奈杰尔·瑞佛先生针对虐妻指控，无须做出回应，因为指控不具实证。

“请先看看这对夫妻，”

昂斯说，“然后决定到底哪一位值得信赖。

在任何婚姻问题中，都有对与错的分摊，很少有只归咎于其中一方的情形。

但这个案件中，是非对错已有分解，再清楚不过的是瑞佛太太出于天性而对生活方式做出了选择，这导致了她后续的行为，问题根源只能从她身上追溯。”

当法官准备宣读结案陈词时，弗雷德丽卡又陷入了思忖：“我太孱弱了。”

她自觉没有足够的分量——她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她知道的，她无法说出来；她说出来的，又不是对发生过或发生着的事真实完整的叙述。

法官根本没有听进去她的话吧，一定会做出对她不利的判决吧。

法官居高临下，审视着她，用的是那双凹陷进病态脸皮中潮乎乎的眼睛。

“法官一定会定我的罪。”

弗雷德丽卡心想。

法官开口了：

“我们这些老人必须谨记：婚姻在变，社会风俗在变，公众期望在变。

不过，你们置身于一个离婚法庭，置身于一个基督教国家，圣公会信仰着婚姻的缔结是一生一世的、是不容解除的，你们其中一人正是圣公会教徒。

你们两人都希望能够离婚，但是我们的法律规定你们绝不可以串通密谋，达到离婚目的，而是应通过解释你们需要离婚的原因，并提供婚姻中不当行为的事证，作为法律依据以合法离婚。

妻子，弗雷德丽卡·瑞佛太太，首先提出受虐和丈夫通奸的指控，借此寻求解脱；丈夫，奈杰尔·瑞佛先生，因长期忍受痛苦，请求在原住址恢复夫妻同居权，目前，他也基于足够理由，认为自己的耐心等候不会带来任何良性结果，自己的种种期望也被证明不切实际，所以他面临的抉择是宽容大度地接受现实。”

法官继续说：“我审慎地斟酌了提呈于我面前的证据。

瑞佛先生承认了对通奸的指控，但是否认了对虐待的指控。

最重要的几项控告是瑞佛太太声称遭到拳脚相向，以及被瑞佛先生以斧头攻击，这些控告完全基于瑞佛太太未经证实的陈述。

她似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对任何人诉说过这些所谓的攻击，而错失了在那段时间内将诉苦当作可被采纳证据的机会。

她成功地逃离后，甚至没有专门向那些如影随形、在路虎车上等着搭救她的年轻男性朋友描述自己遭受的任何一个攻击，不过必须点明的是，我们收到了来自休·平克先生署名的书面证词，他在证词中表示，自己被告知那把斧头的事故，是在瑞佛太太离家十一天后。

瑞佛太太提供的证据，必须和瑞佛小姐们以及玛姆特小姐提供的证据进行比对和权衡，当然，后三位表面上品行端正的证人，是不是编出一个故事以支持她们的弟弟或雇主？也不是说对她们的可信度完全不用存疑，不过在我看来，从概然性权衡的角度上，她们三人的可信度甚高。

同样的权衡也适用于关于性感染疾病这项指控，瑞佛太太声称唯一的感染来源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有可能与传染了这种疾病的女性有过**行为，但是他却呈上自己未受感染的诊断证明。

瑞佛太太断言自己从结婚后，一直到出逃之前，都没有任何男性或女性友人，这却与瑞佛小姐们和玛姆特小姐的说法产生了矛盾。

并且，她最近的行为并未显示——即使基于她自己的价值评断——她在肢体上也保有足够高的守贞程度，因此如果判定她可能从别处得到了性感染疾病，并非完全不切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