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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哗变与军队士气（第8页）

兵变大部分只限于大后方。

1918年夏天，奥匈帝国国家卫戍部队遭遇了一连串暴动，这些反抗通常是由俄国激进的前战俘发起的。

然而在前线，直到10月底，哈布斯堡王朝完全瓦解的时候，才出现了严重的集体违纪行为。

尽管如此，低落的士气影响还是很大：制度约束可能会使军队坚守各自岗位，但无力在军队中阻止疲惫和绝望导致的士气低落的蔓延。

所有同盟国军队在最后几个月的敌对行动中，军队作战表现都非常糟糕。

造成全军溃败的原因不是哗变而是低落的士气。

德国军队在西部前线的惨败，为这一点提供了最戏剧化也最有力的例证。

1918年，德国军队和其盟国军队一样，交通线路上出现了严重的士兵逃跑现象。

被德军视为胜利最后机会的春季进攻失利，征兵的运输部队频繁抵达法国，但他们的补给被削减了20%。

在前线，疲惫、消沉、渴望和平的情绪日益增长，尤其是从7月中旬开始，法国和英国得到了美国大量新增兵力的支援，发动了最后一场压倒性的反击。

直到战斗的最后几周，德军才出现大规模的士兵叛逃，但战斗热情之前已经急剧下降。

士气低落的士兵不是反叛，而多是在他们疲惫不堪的年轻长官的带领之下集体投降。

在战争的最后4个月，共有38.5万人投降，比之前4年被俘的人数总和还要多。

史无前例的投降浪潮，使得协约国的进攻迅速向前推进，这又反过来加速了投降。

当德国的军队退回他们自己的边境的时候，低落的士气在前线士兵和军官中层层蔓延。

9月底，最高指挥部也乱了阵脚。

军队指挥官抱怨再也不能鼓舞士气，宣布战争失败，并说服德意志帝国政府立即开展停战谈判。

德国军队对胜利的渴望被彻底粉碎，只想赶快迎接和平的到来。

结论

士气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久度和最终结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尽管在和平时期军事专家预测出来士气的决定性影响，但他们对于战争到底需要多高的士气仍然不甚了解。

正如早期作战的血泪教训表明，他们绝对服从的信念不足以抵抗现代武器。

部队需要韧性、决心、主动性以及团队协作才能在1914—1918年这场残酷的持久战中有效作战。

为满足这些需求，最成功的部队把严格的无条件服从折中成为更灵活的纪律，妥协使得原则不那么容易被打破。

军队通过审查士兵的包裹来探知本国士兵心系何物，探索在保持权威的同时满足士兵需求的办法。

在战争的决胜期，军队甚至会对进一步牺牲做出解释，来增强战争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有条件的，并且植根于战争时期军队对社会、国家和事业的贡献。

结果证明，他们确实是适合作战的、相当强劲的军队。

尽管如此，自1917年开始的分裂迹象表明，士气并不能决定一切，尤其对欧洲东部和中部来说。

国家物资的短缺和战争正义的幻灭使不满和逃跑现象加剧。

俄国革命表明，国内兵变和国内反抗势力一旦联合起来，可能会对政权造成致命威胁。

恶劣的服役环境和腐朽的军队内部等级关系，使海军处于最有可能集体叛变的危险地带。

在前线，军规比士气更加容易维持。

在战争的最后几天，更严密的监督和整合遏制了大部分严重的集体违纪趋向，但是同盟国却不能消除士兵中的冷漠、疲惫和绝望。

按照福煦的说法，低迷的士气摧毁了军队作战的热情，消磨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注定失败。